第一次看杨葵写字，是在一个饭局上。对能写一手好字的人一向刮目相看，更钦佩即席挥毫的自信和诚恳。那次杨葵写的是隶书，后来，他给自己散文小集《东榔头》《西棒槌》的封面题签，又换成小楷，一丝不苟。及至2016年“杨葵书法展”，才发现，篆隶楷行草，他多有研习，且自成一体——他的“楷”里，偶见“行”的峻急，他的“隶”中，也多“篆”的圆劲。“纸边儿”书展上，我特喜欢他“想见古人”“心如朗月”一楷一隶那两幅小轴，那8个字合在一起，就像在说他的人、他的文。

  也许，对杨葵而言，文如其人外，也是文如其字。翻阅他的散文随笔，篆隶般的醇厚、唐楷式的淡定随处可见，不同是，很古之外，他的文字也有很新的一面，翻阅新近出版的杨葵自选集，这种印象更为确切。“枝条载荣”“静寄东轩”“愿言怀人”三册书名出自陶潜诗句，这种借五柳先生遣兴抒怀的选择古意盎然，可那三册自选集的封面配图、书名用字，却新意盎然：书名字选康熙字典宋，矜持古雅，封面图选画家范薇彩墨小品，清澈明媚，这种亦旧亦新的组合浑然天成，老话说，“如将不尽，与古为新”，讲的大概就是这种吧。

  为考证《寒柳堂集》中一联诗句的真伪，杨葵翻阅了1980、1982两年三个版本的“陈寅恪”，他发现，80初版《寒柳堂集》之《丙申六十七岁初度，晓莹置酒为寿，赋此酬谢》中，腹联两句中的那个虚缺号，既非编者所谓“脱字”，亦非被胡乱充填后的“完整”，而是心魔作祟的搪塞、支吾或苟且。由此，杨葵慨叹，“书籍是由人一笔一画创造出来的，但书籍最大的敌人，正是人自己。”在《静寄东轩》一辑里，类似的杨文很冷：一丝不苟，郑重其事。

  而在《愿言怀人》一辑，杨文又自冷而暖，温厚敞亮。在杨葵眼里，所谓朋友，情同手足，亦师亦友。从翻译家盛宁的译文里，他领会信、达、雅；从昆德拉的《不朽》里，他参悟道路、公路、意义；从理发师小张滴溜乱转的眼神里，他感受因缘、闪失、奔突；从王安忆信笺的字迹里，他揣测忐忑、笃定、淡然；从语文课代表小连“白轮船”的秘密里，他体验相遇、分离、猝不及防……杨葵文字的亲切与冷峭参互成文，合而见义，让人想起汪曾祺笔下憧憬温煦甘醇之境的那8个字：“家人闲坐，灯火可亲。”

  最终，让人超越“冷”“热”偏见的，是《枝条载荣》中“苏北笔记”“北师大轶事”两组札记——苏北童年回忆、师大青春回忆这两组往事的交织，让或冷或热的叙事调性有了冬寒抱冰、夏热握火那样一种飞跃。2016年，杨葵回苏北老家，旧地仍在，沧海桑田，临了，他从一幢旧楼顶俯瞰故里，“突然昔日重现——树！那些树！人事来了又去，建筑千变万化，但是那些老树，从未变过方位。借着那些曾如此熟悉的树，我逐渐清晰辨出当年的离家上学之路，再以这条路为参照，一一辨清当年家在哪里，操场在哪里，食堂在哪里……”

  这个位居“俯瞰”维度的杨葵敏锐、深情外，还多出一种同龄人身上不常见的怅惘。自选集里，杨葵说，时间、生物、语言等维度外，最最无法割舍的“乡愁”，即何炳棣先生所谓“籍贯观念”，只是其影响“更隐晦，更深入，不易觉察罢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别老以为自己是多么先进的现代人，千丝万缕的旧礼教、旧文化的影响，力量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很多，没那么容易摆脱……”而这种建立在自省、自觉基础上的文化乡愁，刚好特别杨葵——是簇新的古旧，也是新锐的老到，一如他日益精进的法书,“至简至拙，却从心底流出”。

  二零二二年八月五日（黄集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