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书 - 好书推荐、正版图书免费阅读

1929年元旦，青海从甘肃省析出，独立成为行省。此时的青海省面积为72万余平方公里，却仅辖7县。新生的国民政府致力于建立全国同一的行政体系，整合边疆政区，“以谋内政之统一，而翼民族之大同”

1929年元旦，青海从甘肃省析出，独立成为行省。此时的青海省面积为72万余平方公里，却仅辖7县。新生的国民政府致力于建立全国同一的行政体系，整合边疆政区，“以谋内政之统一，而翼民族之大同”，因此内政部指示青海省要在1930年完成县级政权的组建工作。青海民政厅在1929至1930年间多次派出调查专员分赴各地进行探查，寻找合适的地方设置新县，至1930年11月都兰设县时，基本完成了覆盖全省的县级行政区划设置。

学界对民国县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县政方面，较少关注到新县设立前的各项准备及政治考量。中国国家博物馆旧藏《调查青海中部县治摄影汇编》一册，其中的照片是1929年7月至10月间，民政厅调查专员梁炳麟在都兰地区进行县治考察时所拍，为研究青海地方政府如何在蒙藏牧区设立县级政区提供了详实材料。本文首先阐释都兰建县的必要性与困境，然后在此背景下对《摄影汇编》进行解读，分析梁炳麟团的考察路线与拍摄内容，并讨论近代摄影技术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建制：《摄影汇编》背景与内容介绍

1928年9月，南京国民政府对地方行政制度做出调整，废除省道县三级制，在地方行政体系中采取省县二级制，试图按照孙中山的自治理念重塑县级政权，以提高中央政府对基层社会的控制能力。同时通过决议，改青海为行省，将甘肃旧西宁道属之西宁、大通、乐都、巴戎、循化、湟源、贵德七县及原青海办事长官所辖蒙古二十九旗、玉树二十五族、环海八族、果洛等地划归青海省，定西宁为省治。

七县县域全部位于青海省东部的河湟地区。在土地面积占全省三分之二的蒙藏牧区，政府仅在都兰和玉树两地设置理事公署，由理事员管理当地的民刑事宜，县的分布在空间结构上严重失衡。理事署的设置“标志着原有土司制度将过渡到具有时代特色的县治新政方向”，但实际上由于交通不便、语言不通等问题，导致理事公署对治下的大部分区域都鞭长莫及，社会秩序运行仍依靠当地旧有秩序的惯力。正如民政厅在后来的报告中所指出的：“所谓政令，除依番规随时应付外，亦未能深于过问，独拥理事之空名而已，一切开发建设尚谈不到。”因此，在都兰、玉树两地设县治理成为青海省政府亟待解决的难题。

1929-1931年间，青海省民政厅认为“行政方面，宜先从原有七县着手整顿，渐及内部，以定基础”，针对增设县治一事提出了分两阶段进行的方案。第一阶段是调整现有七县的行政区域，将面积过大的县拆分重组，从旧七县中析置出同仁、民和、门源、互助和共和五个新县。第二阶段的目标是在都兰和玉树两地增设新县，“以为内部开发根据地点”。都兰深处青海腹地，境域主体是柴达木盆地，被祁连山与昆仑山环抱封闭，从海东进入都兰路途遥远且道路难行，长期以来无人对都兰进行过系统考察。这导致省政府对县境面积、人口分布、地形气候等详细数据一概不知，若想建立县行政区划还需进一步实地探查。在此背景下，1929年7月，民政厅委派梁炳麟为调查县治专员，赴青海中部之都兰、向日得一带进行调查。

梁炳麟，字耀南，山东滕县人，北京大学政治系毕业后加入西北军，1929年随孙连仲部进入青海，任民政厅吏治视察员，同年7月担任调查县治专员，赴都兰地区进行新县县治的选址调查。甘肃省图书馆藏有一本《青海内部调查日记》，作者署名梁耀南，经比对是梁炳麟在都兰考察期间留下的日记。《调查日记》从7月6日出发之日写起，截止至10月5日回到西宁，完整记录了考察团的行程，有助于我们还原此次考察的全过程。日记中还有大量关于摄影的记录，可与《摄影汇编》互相参看，以正讹误。

《摄影汇编》为相册形制，外有函套包装，内收47张银盐照片，每张照片下皆附有文字说明。照片分为两种尺寸，1至33号照片长14厘米、宽10厘米，按照拍摄时间进行排列。照片上皆有黑底白字的题记，注明了拍摄时间、地点及图像内容（表一）。第34至47号照片尺幅较小，长8.7厘米、宽6厘米。这部分照片无题记，只有标题以毛笔手写于图像上方（表二）。

表一 1-33号照片目录

表二 34-47号照片目录

由这种排列方式可以看出，民政厅编纂《摄影汇编》的人员对于照片分类有所考量。1至33号照片系统展示了梁炳麟团的考察路线，以及沿途所经之地的现状，应是编纂人员参照梁炳麟的调查报告所写，照片说明十分详细。例如《哈尔哈图河边之房屋全景》一图的说明先介绍了哈尔哈图的地理位置及气候、地形特征，之后评论：“形势颇为险要，将来设治宜建县城于此，庄稼似较希里沟为好。”34至47号照片则集中展示了都兰地区的物产及蒙藏人民生活风貌。21号照片《巴伦头目办事人员全体会议撮影》（图一）与40号照片《巴伦头目办事人员全体会议撮影之二》（图二）是同时同地所拍，前者侧重于介绍巴伦当地的情况，后者的则借图来说明“蒙番既不住房屋，又无桌凳，无论何时何地均就地而坐”的风俗。

图一 巴（仑）[伦]头目办事人员全体会议撮影

图二 巴伦头目办事人员全体会议撮影之二

西行：梁炳麟的调察经历

据日记记载，梁炳麟的团队共有六人，“道路工程员一人，通事一人，照像一人，调查员及勤务等二人”。六人此行最大的困难是补给问题。都兰理事署的驻地都兰寺位于柴达木盆地东部边缘，“前有路而无人通行，因旅行艰苦异常，其艰苦，并非全由于高山沙漠之险阻，而实由于给养之取给困难，由青海西行者最终之粮站，现为湟源城”。除了气候与地形等自然因素带来的补给难题，调察团还必须注意沿途随时可能出现的土匪，因此除了驼运粮食、帐篷等物资外，团队成员还随身携带了枪支（图三）。

图三 调查团全体在千不录之金滩河边午餐及捕鱼撮影纪念

1929年7月6日，梁炳麟率团从西宁开拔，向西先经过湟源县，三日后翻越日月山北部的拉拉达坂牙壑，从青海东部的农业区进入了海西牧区，在此拍下了考察过程中的第一张照片（图四）。7月11日，调察团甫一出发便遭遇土匪，双方发生枪战，“本团六人，有枪三支，一面对击抵抗，一面到帐房调番子协助，连打数枪，匪即停止”。在这次遭遇战后，众人在青海湖与青海南山之间的狭长走廊跋涉数日，7月19日翻越青海湖区与柴达木盆地的分水岭干爵牙壑，次日抵达理事公署驻地都兰寺。

图四 千不录番民之帐房及牛羊撮影

都兰地区地广人稀，“东西千余里，南北二千余里，大于内地一省”，中西部主要分布着戈壁和荒漠，人畜难以生存。境内蒙民最多，藏民次之，加上汉、回两族，人口不过两万余户，主要集中在北部以希里沟为中心的希赛盆地和东南部以香日德为中心的绿洲。根据地形，调察团以都兰寺为起点，将路线分为南北两线。7月25日先从都兰寺向西行进入希赛盆地，希里沟和塞什克两地是重点考察目标。7月29日，自塞什克折而向南，渡过察汗乌苏河和引得勒河后，于8月2日抵达香日德。在南线，调查团主要考察了香日德及其西边的巴伦和宗家三地，之后返回都兰寺。为了勘察汽车路线，梁炳麟并未原路返回，而是向东北绕道至茶卡盐湖，考察盐务后于8月23日到达都兰寺，此行的调察任务宣告完成。

8月28日，梁炳麟遣道路工程员聂松龄与另一名团队成员孙克谟先行返回西宁呈送考察报告，自己和其余成员则留在都兰等待前往玉树的卫队。在此期间，梁炳麟又在柴达木北线进行了一次深入戈壁腹地的考察。在青海王所派向导的带领下，梁炳麟自都兰寺向西北行，抵达德令哈，这是他此行抵达的最西边。之后再向南穿越戈壁，经哈拉湖返回都兰寺。由于情况变化，梁炳麟的玉树考察并未成行，率团员于当年10月从南边的贵德县返回西宁，历时三个月的都兰考察正式结束。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梁炳麟完成了近代历史上中国人对柴达木盆地的第一次深入考察。

县治是县域中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寻找合适的地点建立县治只是建县的第一步，该地的条件还必须能够满足后续的各项发展。因此，梁炳麟在图文中明确展示出建立新县所必备的几点因素。

1.土地与人口。县必有其县域、人口及赋税，“设立县治必须幅员相称、形势相符，方足以设官分职而资治理”。理事公署驻地选址都兰寺，是因为该寺是柴达木地区最兴盛的寺院，自清中期以来作为左翼盟各旗互市之所，人口集中，商务颇盛。但都兰寺“四面环山，形势窄斜，不易发展”（图五），在民国时期没落后，仅剩居民20余家，早已失去了作为县治的优势地位，甚至理事署的办公场所都是借用青海王的库房，无法扩展为县政府驻地。希里沟与塞什克两地连成一片平原，地势平坦，“面积约四千余方里，可垦之地约有千余方”，便于修建城垣。但问题在于希里沟只有五户人家，塞什克有房屋30余间，若要开发则必须移民。

图五 都兰寺城全景

2.农业与资源。都兰当地以游牧为主，农业生产零星分布于环柴达木盆地的几个绿洲，生产力水平也远低于海东地区。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下，当地农业生产条件是否能够支撑大规模移民，实是考察的重中之重。梁炳麟对沿途各地的耕地面积、水源分布、农作物都进行了记录和拍摄，认为全县可垦之地共有三部分，分别是希赛盆地、香日德绿洲和德令哈一带。柴达木盆地矿产资源丰富，盐湖众多，这些资源不仅是重要的生产生活材料，也是青海省税收的重要来源。梁炳麟分别对汪什带锡矿、茶卡盐池和塞什克盐池进行了调查，并在塞什克盐池亲自体验挖盐（图六）。

图六 梁调查专员炳麟在塞什克试取盐矿之撮影

3.交通与军事。都兰“山陵崎岖，道路险阻，交通梗塞，海南海北两路，只能驼马往来，车辆不能通行”，考察团的行程也全部是通过骑马或步行完成。建县后大宗物资的运输和人员往来必然增多，规划汽车路线也在梁炳麟的考察范围内。且当时英国在西藏的分裂活动愈演愈烈，“整顿青海，以图恢复，尤为至要之事”。都兰东南缘的香日德一带是西宁至拉萨的交通要道，北部的希里沟则是由青海进疆的必由之路，因此都兰成为青新与青藏之间的交通咽喉，“既堪断蒙藏之联络，复能作新疆之奥援”。梁炳麟在选择县治时也考虑到了边境的军事危机，多次提及要派兵镇守，例如郭尔毛“为由库伦通藏之要道，将来宜驻重兵镇守，并宜设县治理”，察卡“为青海中部各处及入藏要道，将来开发青海，似宜驻兵镇守”。

结合多个要素评估后，梁炳麟提出都兰地域过大，可设三县分而治之：一以希里沟为县城，二以哈尔哈图为县城，三以德令哈为县城。但迫于财政及移民等现实压力，民政厅选择先新增一县。1930年11月，都兰理事正式升格为县，统辖整个海西地区，县治选址希里沟，由王振纲担任首任县长。次年，梁炳麟接替王振纲成为都兰第二位县长，上任后勘定县境，鼓励垦殖，这是此次考察的后话。

媒介：中央权力下沉与都兰影像传播

都兰设县本属于地方行政制度史或是历史政区地理的研究范畴，但《摄影汇编》提供了更多元的视角。从摄影美学而言，这些相片注重纪实而缺乏一定的美学关照，有些画面甚至褪色模糊。它们之所以值得关注，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这批照片是中国人拍摄的最早的都兰影像，在此之前只有外国探险家深入柴达木进行过拍摄；另一方面，梁炳麟并非专业摄影师，他以政府官员的身份进入都兰，摄影技术与国家的基层政权建设和边疆开发由此产生了双向互动。

省政府计划在都兰设县，但刚刚执掌青海政权的西北军于1929年初才进驻西宁，民政厅对于身处青海腹地的都兰认知几何？可以从当时国内对于边疆认知的大环境中探得一二。20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尚未进入边疆研究的高峰期。政府“心目专囿于一隅，故未尝措意于边疆也”，学界对边疆研究亦较为冷淡，“凡国内曾受高等教育之士，询诸边疆问题，亦均瞠目不知所对”。在都兰设县之前，国内报纸刊物未见对于这一地区的介绍，1935年发表的《都兰社会近况》一文称：“都兰为本省新设县治……而其境内一切，又因交通不便，内地人士鲜有知其梗概者。”

由此观之，对于难以抵达的边疆，大众的认知往往不是源于自身的在地化体验，而是来自他人对于边疆形象的描述与自身的想象。此时摄影便能发挥优势，作为一种知识载体，“在其传播的过程中为广大民众提供直观、形象的一手文本，成为他们借以认知与想象一种陌生的整体性或他者性的依凭”。因此梁炳麟在实地考察中，不仅继承了晚清边疆学绘制舆图与撰写文字的传统，也使用了当时正发展得如火如荼的摄影技术。摄影师是身处现场的第一观看者，能够使他者对于都兰的认知不仅仅停留在对地图与文字的想象上，而是通过照片感受到一种“仿佛在场”的视觉具象感。例如，《察卡房屋之全景》的说明中介绍道：“本影系在督运局瞭望台所摄，下方蒙古包系榷运局之前院，后方高楼系察卡王之经堂，现有帐房七十余架。”（图七）将文字与照片结合观看，便能在视觉上对察卡房屋的布局与情况获得一种切实的感受。

图七 察卡房屋之全景

民政厅将梁炳麟所见所拍编纂为这本《摄影汇编》，意在打破文字与舆图在边疆研究的垄断地位，将图片变为政府档案，这与梁炳麟摄影的目的不谋而合。但《摄影汇编》成书的背后又透露着些许无奈。1929年8月，蒋冯关系恶化，当梁炳麟考察结束回到西宁时，蒋冯战争已经爆发，西北军全部东进参战。作为西北军耆旧的王玉堂对青海发展的前景也无确实信心，只能在弁言中写道：“以备留心边事者之一参证云。”但梁炳麟的成果并未被遗忘，1934年，青海省民政厅主编的《最近之青海》由新亚细亚学会出版，在开篇展示的照片中有10幅为调察团所拍，都兰调查的图像通过出版的方式第一次向大众传播。

除了直观的信息传播外，将摄影作为宣示中央权力下沉的媒介，并以此来建构和强化现代民族国家认同，是20世纪上半叶边疆摄影的常见功能，这一点在此行的摄影中也得以充分体现。都兰境内有蒙族十旗和藏族五族，发展都兰离不开各部头领的配合，因此梁炳麟每到一处便召集部落头领或当地群众进行演讲，宣传国家开发青海之决心。8月21日，梁炳麟专程会见察卡王，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记录：“将中国现况、五族一家平等之意，详为解说。又述青海省政府为青海唯一与青海同胞谋幸福之机关，是以我们对于一切命令，须绝对服从，共谋福利。”此外，梁炳麟还利用留声机这种先进的声音播放设备来吸引边民注意，以宣讲三民主义（图八）。

图八 千不录地方演留声机宣传撮影纪念

相册中有一张考察团与可可王的合影，梁炳麟在日记中记载了当日的情况：“上午可可王来，伊现年十二岁，颇知礼义……相与谈论三小时之久，并劝伊努力求学，勉继父志，撮影而去。”在合影中，考察团成员位于照片右侧，可可王随从站于左侧，正中间是梁炳麟与年仅12岁的可可王（图九）。历史上一直游离于中央政权之外的部落首领与政府官员紧密地站在一起，某种程度上消弭了现代民族国家与边疆政治传统之间的距离。这些留影成为“考察团作为国民政府政治身体的延伸巡守西北领土的象征与存证”，梁炳麟及考察团其他成员在合影中化身为了“抽象的国家权力”，他们携带相机踏入青海腹地，宣示着中央政府对于边地的统辖。

图九 调查团与考可王联欢会之撮影

结语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对县行政区划采取了一系列调整，其中一项内容便是设置新县。但新县并非骤然之间筹划完成的，“研求各县之设治时代及其析置所自，骤视之似为一琐碎乏味的工作，但就全国或某一区域内各县作一综合的观察，则不啻为一部简要的地方开发史”。都兰县的设立，正是中央政权将触角伸向边地的典型个案。国民政府在青海建省设县，开启了青海省区域发展的新阶段，这一过程既夹杂着新旧统治方式的冲突，也有中央政府与地方军阀的冲突。新县设置与地区开发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也由此可以透析青海在建省之初区域发展的情况。

《摄影汇编》典型地展示出政府主导下的视觉媒介所可能发挥的作用和价值。在当时，“借助摄影考察记录领土之上的山川风景、历史遗迹与风土民情，既是国家在领土范围内行使主权、探明国情的一种技术手段，也是把主权领土观念具象化，进而借助大众传播强化民族国家认同的有效途径”。梁炳麟的政治诉求通过摄影而得以完整表达出来，这种表达同时具备向内传播与向外传播两种路径：对内而言，是将三民主义和五族共和的观念带进蒙藏牧区，建立边地人民对民族国家的认知；对外而言，则将边地的各种信息以视觉方式完整呈现，构建他者对于都兰地区新的认知。边疆摄影由此介入20世纪上半叶民族国家建构的进程中。

（本文首刊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5年第2期，作者樊丽媛[中国国家博物馆]，原题为《1929年都兰县治考察与边疆摄影——以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调查青海中部县治摄影汇编〉相册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