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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时敏（1592—1680）是明末清初绘画史上的一位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其师从董其昌，且家富收藏，遍摹宋元名迹。

王时敏（1592—1680）是明末清初绘画史上的一位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其师从董其昌，且家富收藏，遍摹宋元名迹。在画家身份之外，王时敏又是怎样的人呢？近日，学者万新华所著的《画外 : 王时敏散佚信札考释》由辽宁美术出版社出版，该书汇辑王时敏近九十通散佚书信进行释读。作为难得的文字实迹，这些信札蕴含着种种丰富的信息，对于人们理解王时敏其人其艺乃至明末清初文人仕途、艺文交流的方式等皆具有意义。

《画外：王时敏散佚信札考释》书影

王时敏，字逊之，号烟客，江苏太仓人。早年以祖荫任尚宝丞，后升太常寺少卿，人称“王奉常”；崇祯十三年（1640）辞官，隐居西田别墅，又号西庐老人。

作为明末清初绘画史上的一位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王时敏画学董其昌（1555—1636），少时得亲炙，从南宗入手，于黄公望墨法尤有深契，暮年益臻神化，笔墨苍润松秀，成为一代画苑领袖。他高度关注笔墨构成方式及其抽象表现力，通过古人概括自然景物的笔墨范式与经验去再造一个心中的自然，既提炼树石、山峦、水流、屋舍之程式，又提炼笔墨组合中虚实、轻重、开合、起伏等对立统一因素的法则，“功参造化，思接混茫”，秩序化地重新组合，以个性化的笔墨运动抒发出个人情味。

然而，画家之外，王时敏又是如何？

首先强调，王时敏是太仓王氏家族承上启下的转捩性人物。太仓王家系出山西太原，南迁江左，自明代中期以来渐成显族。高祖王涌（？—1559）经营得法，家业兴起。曾祖王梦祥（1515—1582）业儒好文，传王锡爵（1534—1611）、王鼎爵（1536—1585）昆仲。王锡爵榜眼及第，后高居首辅，虽未创建一番丰功伟业，但其人品向来备受肯定；王鼎爵官至河南按察司提学副使，惜中年而逝。王锡爵得子王衡（1561—1609），官翰林院编修，中年而逝；而王鼎爵传子王术而早夭；王衡有王鸣虞、王赓虞、王赞虞三子，但王鸣虞、王赓虞未及成年而殇，王赞虞十二岁更名时敏，两支并一，家族使命重大（图1）。

图1 致陈继儒札 纸本行书，26cm×20cm

几年来，两位兄长先后早逝，父亲、祖父又在他十八、九岁时相继离世，年轻的王时敏在家运孤危之际独身当户，在祖荫之下义无反顾地走向仕途，奔波于错综复杂的官场，着力经营起王家的家族事业。在王时敏看来，光大家族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吾家三朝袍笏、两世丝纶，儿念家声，岂忍遽就门荫，但儿独身当户，又素羸弱，门内门外事辐辏填委，何暇攻苦下帷，且世情渫恶，非官裳曷支巨阀，宜急入京拜恩。

这是母亲周太夫人（1568—1627）的教导与期望。他又遵母命，绵延子嗣，王挺（1619—1677）、王揆(1619—1696)、王撰(1623—1709) 、王持（1627—1658）、王抃(1628—1702)、王扶（1634—1680）、王摅(1635—1699)、王掞（1645—1728）、王抑（1646—1704）先后出生，保证家族人丁兴旺（图2）。

图2 付子挺、揆、撰家书 1635年9月11日 纸本行书，28cm×16.5cm

也正是这种强烈的家族意识，使得王时敏面对清兵临下时在全面权衡之后于“杀戮与投降”之间艰难地选择了后者：

太常公遭明思宗之变，国祚已斩，宗社为屋，清军南征，将至太仓，郡人仓皇奔走。吴梅村与太常商议曰：拒之百姓屠戮，迎之有负先帝之恩，终无万全之策。太常筹画数昼夜，又与郡绅集议明伦堂，众以太原为明之旧臣，代有显贵，咸以太常为进退。太常知时势之不可回，涕泣语众曰：“余固大臣之后，死已恨晚。嘉定屠城，前车之鉴。吾宁失一人之节，以救阖城百姓。”梅村相与大哭，声震数里。议遂定，而清军已至，遂与父老出城迎降，至今西门吊桥，颜公迎恩。

诚如赖惠敏所言：“当政权转换时，士人到底要为自己争得千载声名？或为子孙铺下平坦仕途？的确是一大抉择。不过整体而言，选择降清者多，当遗民者少。那是因为士绅在家族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且干系整个家族枯荣。”王时敏的抉择，应该是经深思熟虑的。

图3 付子挺、揆家书 1635年12月2日 纸本行书，28cm×13.1—14.2cm

后来，王时敏甘为遗民，但其以文知名的几个儿子多汲汲于科举以图仕进。他全力支持，反复致信当权者，为儿辈能得引拔而不断廓清仕进之路（图3、图4）。

图4 致王士禛 纸本行草，13.8cm×12.3cm

顺治十二年(1655)，次子王揆二甲进士及第；康熙九年(1670)，八子王掞、长孙王原祁（1642—1715）叔侄同登进士。及后，王掞选翰林院庶吉士，累官刑部、工部、兵部、礼部尚书，晋文渊阁大学士；王原祁则官至户部左侍郎，曾孙王謩（1670—1756）累官广东巡抚。太仓旧谚：“两世鼎甲”“四代一品”，王时敏通过种种努力实现了祖、父之殷殷期盼。从此，太仓王氏家族，不仅科第连绵，而且家声重振，世族门风不息。

不仅如此，王时敏自己发其端，长孙王原祁光其大，游戏笔墨，子孙后裔络绎不绝，在父子、兄弟、师徒之间的言传身教中不断积累，开创“娄东画派”，历三百年而不衰；王揆、王撰、王抃、王摅四兄弟精研诗词、戏曲，同列“娄东十子”，形成了显赫的家族文艺链群，可谓“艺林朱绂，卓有传人，芬苑青箱，衍为家学”。由此，太仓王氏家族成为明清时期家族文艺传承的典型案例。

晚年，王时敏仍不无感慨：“茕茕藐孤，危如千钧引发。尔时门祚单弱，内外事填委一身”，故而始终以光耀门庭为任，忧勤砺行，慎终追远，最终书写了家族历史的一段辉煌（图5）。

图5 致熊开元信札 1673年7月22日，纸本行书

多年来，他修身律己，对子孙、宗族也反复勖勉：

崇祯十一年（1638），有《戊寅由京中寄家书》；

崇祯十五年（1642）春，作《一家同善会引》，劝家人各随本愿，捐资赈济饥民；

顺治十四年（1657），有《闱后课诸子说》一则；《训持儿》诗五古四十二韵；

康熙三年（1664），作《友恭训》一则；

康熙七年（1668），有《再嘱》一则、《终事》一则；

康熙九年（1670）三月，作《家训》勖示子孙：孝友敦睦、省察功过、和睦乡闾克己退让、早完国课；

康熙十年（1671），有《族劝》一则；

康熙十二年（1673），作《后友恭训》；

康熙十三年（1674），有《训大三两房》一则；

康熙十四年（1675），作《手书先哲格言训六房》；

康熙十五年（1676），有《后楼嘱》《祭田申训》。

一系列的家训，后被辑录成为《奉常家训》，充分体现了王时敏持身应世所恪守的准则与规范。联系其“画家”身份之时，这些文字似乎易于产生某种现实的隔阂感。人们也许会诧异：王时敏表现出那种凛然自危的道德自觉意识怎么会如此强烈？在明末清初的历史情境中，王时敏有着难以想象的忧患意识！

原来，作为家长的王时敏在绘画之外并非优游笔墨、啸傲烟霞，在悼念亡妻时反复自责“文章勋业两无成”，显得那么忧心忡忡。明末，他出于官场形势之虑里居乡间，并非如乃父王衡一样认同的山人价值观；清初，他又时刻以先祖遗风勉励子孙延续仕业，苦心维护家声，也设法结交勋贵官吏以寻求支持保护，热心参与地方事务，赈灾救济、代表合境官民上诉芦蠹、发起西园会集等，保全士绅名望、延续家族声誉，维持在地方上的影响力。如此等等，不一而举。子孙繁衍，家业不坠，一切都在家族之内，一切也在家族之外！

在八十九年的生命里，王时敏游历广阔，交友众多，书信往还不断。作为个人生命化的独白空间，书信在过去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一方面讲述人际交往的真实事情，另一方面承载与亲友之间的情感互通，问起居、报近况、告踪迹、谈家务，或千叮万嘱、或德行砥砺、或祝贺吊唁、或请托求索、或学问探讨……大至军国政务，小至生活琐事，细微、具体、生动，对研究社会、历史、文化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所以，信札也便成了一份牵挂，一份期盼，更是一份传续，承载着人们丰富而深刻的感情互通。

如今，王时敏传世信札，大致有三个面向：其一，有被辑录于《王烟客先生集》之“尺牍”，凡二卷共九十八通，多与官员故旧往来之函，除了一般的寒暄问候，近半有所请求，或为子甥科举仕业，或为地方弊政等，成为考察王时敏交游酬酢、文人故实以及明清易祚政治情势的重要史料；其二，留有家书传世，乃康熙五年（1666）致五子王抃十通，所论关涉当时掌故、文人事迹，后编成《西庐家书》一卷，光绪三十二年（1906）影印以来传播甚广；其三，王时敏晚年与王翚关系密切，文字传递，约有三十余通，咸丰七年（1857）来青阁重刊于《清晖堂同人尺牍汇存》，又收于邓氏风雨楼重镌《清晖阁赠贻尺牍》，多是笔墨应酬、艺文趣事之片断。2005年，古书画鉴藏界又新现王时敏致王翚信札墨迹七通，虽有一二已入《清晖阁赠贻尺牍》，仍不失为难得的文献资料。2016年5月，毛小庆先生蒐集、整理、点校《王时敏集》，以上种种悉数收录，为人们提供了一份王时敏信札的大荟萃。

图6 致钱增札 纸本行书，20.1cm×8cm

随着公私收藏的持续公布，笔者近年来持续留意，又查访收得王时敏信札近九十通，时间跨越四十余年，举凡家书三十四通，循循善诱，谆谆教诲，多涉家庭事务与官场趣闻；也有致亲家钱增九通，多叙述为官之旅，坦言酸甜苦辣（图6）；也有致王闻炳十三通，嘱托家事家业，事无巨细，再三交代（图7）。

图7 致王闻炳札 纸本行书，27.9cm×34.6cm

还有致吴廷、王瑞国、王士禛、王鉴、熊开元、顾见龙等数通，尤其是致王翚九通，畅谈日常艺事、鉴藏活动，微观而具体，丰富而多元（图8）。作为难得的文字实迹，这些信札蕴含着种种丰富的信息，自然成为《王时敏集》的有益补充，理应为关注王时敏其人其艺及乃至明末清初文人仕途、生活的研究者所重视。

图8 致王翚札 纸本行书，20.7cm×23cm

所以，这些信札对于人们理解王时敏时代的社会环境、艺文交流的方式等具有重要意义。于是，笔者仔细整理、认真释读，试图重返“历史现场”，还原出更为血肉丰满的“王时敏”。通过考证信札中涉及的时间、地点、人物与事件，那些已经消逝的历史场景与人物心理由此变得逐渐清晰，而信札之间内容的勾连也使零碎的资料更具组织性。

如此，画家之外的王时敏更加生动。

（作者万新华为江苏美术馆副馆长、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