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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抓间谍的人》出版后的两三年里，由这本书引发的围绕英国情报体系的争论几乎成了英国议会上下两院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在《抓间谍的人》出版后的两三年里，由这本书引发的围绕英国情报体系的争论几乎成了英国议会上下两院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不少政客借此攻击执政党，或要求加大对情报部门的监督，围绕情报机构改革问题的一系列讨论此时在英国政坛活跃起来。

我想请教政府，我们的情报机构能否从约翰·巴肯的时代进入约翰·勒卡雷的时代？读过约翰·巴肯的人都会记得，他笔下的特务头子是一位神秘的贵族，只有少数统治国家的核心圈子成员才知晓他的名字。他被称为“C”。他在所有文件上都用绿色墨水笔签字。不过，这个秘密情报局局长的原型在今天早已不复存在。正如勒卡雷先生告诉我们的那样，克格勃和中情局都知道我们安全和情报部门负责人的名字；现在这个国家的很多知情者也知道他们的名字，甚至都在报刊上公开提及。因此我建议，不如主动公开这些部门负责人的姓名。这或许才是有益的。

这段充满英国式讽刺的高论来自1988年2月10日英国上议院议员诺埃尔·安南（Noel Annan）爵士在议会的发言。他的发言无疑是在呼应《抓间谍的人》所引发的围绕英国情报机构的批评和讨论。安南虽是上议院议员且长久以来以大学校长、学者、作家的身份为人所知，但他对情报工作确实有发言的资格。二战期间，在英国陆军情报部门工作的安南曾是丘吉尔内阁的情报官，他甚至还写过间谍小说。而上述他那番言论的另一个背景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英国政府从没有正式承认有秘密情报局即军情六处这样一个机构存在，尽管这在英国乃至全世界早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抓间谍的人》（1987年版）

安南口中的约翰·巴肯（John Buchan）的经历与其类似，同样既是作家，也是政治人物。在出任加拿大总督前，巴肯是英国家喻户晓的间谍和冒险小说家，他的代表作是曾被著名导演希区柯克改编成经典电影的《三十九级台阶》（The 39 Steps）。在巴肯笔下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间谍故事中，被称为“C”的情报头子与其他主角一样，无疑都是让读者印象深刻的人物。

约翰·巴肯

从历史的维度来观察，英国情报部门的兴衰与英国间谍小说的发展之间呈现出一种微妙的互动关系。用著名间谍小说家约翰·勒卡雷的话来说，“一百多年来，我们的英国间谍与任性妄为的小说家之间，始终有着令人发狂，有时又颇为滑稽可笑的爱恨纠缠”。

《三十九级台阶》

起初，伴随着日不落帝国在全球的扩张，以间谍为主角的浪漫冒险小说成为最热门的类型小说。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博物学家和探险家可算是最受人关注的两个职业。二者以各自的方式探寻帝国尚未染指过的地区，抑或考察各殖民地的风土人情。他们往往跟随帝国的军事力量一同行动，甚至有意识地担任帝国的开路先锋。作为疆域广大、殖民地状况天差地别的殖民帝国，英国必然需要有这样的人才才能维系统治和抵御其他列强的挑战。因此这些冒险家、博物学家也就自然而然地发挥着类似间谍的作用。

英国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帝国诗人”约瑟夫·鲁德亚德·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在带有奇幻主义的少年冒险小说《吉姆》（Kim）中就把主角设定在英俄“大博弈”（The Great Game）阴影下的南亚次大陆。小说中，原本在街头流浪的吉姆被英国情报部门吸收，被迫接受训练，成了一名为英国当局探察俄国染指印度阴谋的间谍。而吉姆的上司是一名兼职博物学家的殖民地官员，同时也是英国陆军的上校。小说的结尾，吉姆协助破坏了俄国人的“阴谋”，同时也完成了少年时期的历练与成长。值得一提的是，金·菲尔比的名字正是来自吉卜林的这本小说。1912年元旦，菲尔比出生在印度旁遮普的安巴拉，他的父亲约翰·菲尔比是英印当局的高级官僚，还曾在中东地区探险。毫无疑问，约翰·菲尔比在吉卜林的《吉姆》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而他给儿子取的全名是哈罗德·阿德里安·拉塞尔·金·菲尔比（Harold Adrian Russell Kim Philby）。

20世纪初，英国正处于其全球殖民扩张的顶点，但这似乎也是其由盛而衰的开始。第二次布尔战争的惨胜既让英国在南部非洲的殖民地连成一片，也让其把持了通往非洲腹地大湖区的地理走廊。然而，这场战争却为英国的殖民扩张进程画上了休止符。就像一个得了痛风症的巨人，手指和脚趾伸向全世界，但想要收拢就必然疼得喊出声来。扩张的代价如此之高昂，以至英国不得不放弃“光荣孤立”的政策，转而与法国、日本进行国际协调，缓解其在地中海、远东地区的战略负担，以便能腾出手来应对德意志帝国咄咄逼人的挑战。

与此同时，同时代英国间谍冒险小说中设定的反派也迅速从衰败的沙俄变成了迅速崛起的德意志。流传于英国各阶层的间谍小说成为当时反德宣传的一部分，与日渐尖锐的英德冲突相呼应，甚至彼此激化。连推理小说家柯南·道尔都会在他的福尔摩斯侦探故事里添加“提防德国间谍阴谋破坏”这样的反特元素，例如他的名篇《布鲁斯-帕廷顿计划》。而到了约翰·巴肯在类型小说领域大放异彩的时代，间谍冒险故事都以英国情报机构在“C”们的领导下与德国间谍对抗作为小说背景。1901—1914年，英国境内就出版了三百多本以“德国威胁”为主题的小说。“德国舰队计划秘密登陆英国”“成千上万名德国间谍和破坏分子潜伏在英国社会”一类的故事流传于当时英国的大街小巷，随之引发的蔓延至全社会的间谍狂热，在相当程度上促成了时任首相阿斯奎思批准成立秘密勤务局。

一战爆发后，英国情报机构迎来了飞速膨胀的“好时光”。军情五处从战前仅仅15人的编制扩大至战争结束时的近5000人，其中大部分都在通信审查办公室里负责各类监视活动。而军情六处则依靠皇家海军的密码破译机构——“40号房间”，成功破译了德国、法国以及美国的密码，获取了大量重要信息。其间，最著名的自然是“齐默尔曼电报”，而这一传统还会延续到二战。一战结束后，惨胜的殖民帝国余晖仅存，而它的情报机构所能发挥的作用也不再是开疆拓土。

如果说一战前英国人对间谍小说的狂热是催生军情五处、军情六处诞生的社会背景之一，那么之后数十年间英国间谍小说题材、叙述方式的变化，亦能反映出英国情报机构性质的变化及其背后的日不落帝国难以挽回的漫长衰落。而这些情报机构本身也不得不迎来一连串的失败与挫折。

而在二战正式爆发前，尽管当时军情六处曾经通过各种方式对德国军事工业潜力、再武装能力进行一系列调查，但从未系统分析过纳粹德国的政治和战略意图。事实上，张伯伦政府对纳粹德国的绥靖政策与情报失误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且互为因果，在情报与决策之间形成一种糟糕的恶性循环。用丘吉尔的话来说，便是：

在我看来，大臣们授权情报部门收集情报，然后让他们递交上来以便按先后顺序及重要程度依次筛选、分类、删减，这种做法风险太大，因为他们很可能只着重强调那些与他们的愿望相一致的情报。他们的愿望高贵且迫切：愿维护世界和平！

张伯伦固执的继任者丘吉尔对情报工作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热情。在担任海军大臣时，丘吉尔就非常清楚地意识到军情六处提供的各类军事情报的价值。而在担任殖民地大臣和内政大臣期间，他在应对爱尔兰独立运动和镇压国内罢工的时候，也曾仰赖过军情五处提供的协助。面对战争初期的困境，丘吉尔通过联合情报委员会这个组织来协调、整合来自各处的情报信息，并要求这些情报必须以原始面貌呈交首相本人。其中最重要的情报无疑是被破译的各类外国电报，既有来自轴心国的恩尼格玛密码机的内容，也有中立国的大使馆与母国之间的外交通信。

2014年的电影《模仿游戏》（The Imitation Game）从著名数学家艾伦·图灵（Alan Turing）的视角，揭示政府密码学校（即政府通讯总部的前身）、军情六处开设在布莱切利庄园（Bletchley Park）的密码破译组如何进行密码破译工作。尽管英国政府事后曾宣称布莱切利庄园密码破译工作对反法西斯战争贡献巨大，甚至可能让战争提前结束，但恩尼格玛密码机的最初破译技术来自波兰密码局，而在美国参战后，大量美国科学家、技术，以及资金也都投入了布莱切利庄园的破译项目，因此很难将其完全视为英国情报部门的功劳。

至于二战后，曾经的日不落帝国既要应付原殖民地风起云涌的独立浪潮，还要面对铁幕落下的冷战格局。此时英国的各个情报机构已从帝国版图扩张的助推者，变成了帝国瓦解过程中的缓冲器。这种变化在以间谍小说为代表的流行文化领域亦有体现。出生在一战前的伊恩·弗莱明（Ian Fleming）自然免不了受吉卜林、约翰·巴肯的影响，他在青少年时期也见证过维多利亚时代的余晖。而他笔下那位无所不能、风流倜傥的詹姆斯·邦德（James Bond），与其说是一个冷战时代的特工，不如说是一个穿越到冷战时代的“19世纪英国冒险家”，完全是一种对逝去时代的臆想与怀念，一个试图为帝国余晖挽回尊严的文学产物。

与之相对，安南爵士在讲话中提到的另一位间谍小说作家约翰·勒卡雷则似乎更像这场“瓦解”的见证人与记录者。与前辈们不同，1931年出生的勒卡雷在青少年时期目睹的是帝国无可挽回的衰败。在1989年的一次访谈中，勒卡雷曾不无戏谑地说：“弗莱明创造了一个浪漫主义的孤胆英雄，同时也创造了不喜欢这类角色的‘读者市场’。在这个意义上，我是弗莱明小说的受益者。”

在勒卡雷的一系列描绘冷战时代东西方暗战的小说里，完全见不到豪情万丈的帝国热情。他小说中的人物角色，比如史迈利，很难让人有心潮澎湃之感，即便有惊涛骇浪，也都藏于不动声色的日常工作之中。这种变化不仅映衬出英国百年来间谍文学的蜕变，也映射出英国情报机构自我定位的变迁。在勒卡雷的小说中，军情五处、军情六处似乎都是内讧不断、苦苦支撑的部门。宿命论般的悲剧感、无力感几乎充斥在勒卡雷的每部作品里。他想要呈现的就是一个时代的复杂性，而不是某位英雄的传奇冒险。

约翰·勒卡雷的《伦敦谍影》

如果说巴肯及其之前时代的英国间谍们都是为日不落帝国的全球事业效力、心怀帝国主义雄心壮志的冒险家，那么勒卡雷时代的英国间谍们则越来越像一群等着领退休金的平凡官僚，抑或如勒卡雷所说的那样：一群疲惫的上班族。此外，勒卡雷也不会区分铁幕两侧人物的正反立场。无论是作为对手出现的卡拉，还是“圆场”（情报总部）里的史迈利，他都给予近乎平等的关照，不会区分谁是正面人物，谁是反面人物。在他的小说中，他们在非常紧张的冷战环境之下，彼此厮杀，彼此对决，彼此加害，但在本质上，他们是同一种人。

既没有分明的阵营，也难以分清敌友，敌友的界限甚至被打破了。在勒卡雷的故事中，主角被多方势力环绕，有莫斯科方面的挑战，还有办公室政治的纠缠，混杂着人际关系的乱麻，早已不是约翰·巴肯时代敌我对抗的间谍故事，而更多是人情世故及对当时当地英国社会情态的另类记录，映射的是面对帝国瓦解时英国人的所思所想。

有趣的是，据说彼得·赖特之所以不惜得罪英国政府也要坚持写自己的回忆录，正是因为他对自己的退休金遭到克扣而心生不满。根据事后统计，《抓间谍的人》的全球销量超过200万本，丰厚的版税收入足够让彼得·赖特安度晚年了。

本文摘选自《敌友难辨：冷战谍海逸史》（沙青青 著，中信出版社 | 火与风，2025年3月）。原文标题为“小说照进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