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实行新民主主义

在相当长时间内，人们避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有过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建国纲领并曾付诸实行；在论述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时，只谈新民主主义革命论，极少论及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原因很简单，1953年，毛泽东改变了原来的设想，提前放弃新民主主义，随后，在不到四年时间里，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的改造，新民主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实在太短促。

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发现，现在许多做法，包括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给予私人企业以合法地位，正是当年新民主主义要做的事情。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决策者不可能采用“退回到新民主主义”的说法，而是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为改革提供依据。但在一些高层官员内心，并非没有“社会主义搞早了”的想法。1985年6月，姚依林曾私下说过：“从今天回头看，新民主主义阶段是否应该长一些？……现在许多事情都是返回去做，为什么那时不就这样做呢？”薄一波在回顾历史事件时写道：“如果土改后不急于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不立即动摇私有制，而是继续实行新民主主义政策”，“那样，不仅对生产力的发展可能更有利些，而且也可能不至于搞成后来那样千篇一律的农业集体化模式”。赵紫阳退位后，在私下谈话中也说：中国革命是正确的，但革命后马上“搞社会主义，这一点，错了。现在才又搞初级阶段，市场经济，这是不得不做的”。胡绳、于光远、杜润生、李锐等中共党内一些理论权威人士也推崇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认为它是一种独具创造性的社会理论，对过早抛弃新民主主义不无惋惜。不过，这是几十年后得到的认识。支配历史进程的是当时人，尤其是最高决策层的普遍观念。回到历史，我们会发现，当年毛泽东等人设计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不过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准备阶段，社会主义在彼岸，新民主主义“在桥上”。由于理论本身的双重性质和当年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理想，新民主主义政策很难持久，提早结束反而符合其自身逻辑，无论这种选择对以后的发展是否有利。这里说的不是所谓“历史必然性”，而是新民主主义构想的内在张力及其发展逻辑。

一 “新民主主义”的源流

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后，要经历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按照最初的设想，新民主主义社会将持续10年、20年，甚至更长时间。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任务是，在多种所有制基础上发展生产力，实现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为向社会主义转变准备条件。

从中共意识形态说，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一种变通的理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其理想就是要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的大同社会。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普遍接受了《共产党宣言》中阐述的“两个必然”，即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信念，坚信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中共一大纲领即明确规定，要在中国进行消灭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不过，人们很快意识到，在中国立即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行不通。中共二大接受列宁和共产国际的指导，确定革命分两步走：第一步先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第二步再进行推翻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

对于这两步革命怎么衔接，革命胜利后怎样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问题，中共内部有过长时间讨论，但未有定论。第一次在理论上明确，是1939年12月至1940年1月毛泽东先后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在这两篇文章中，毛泽东提出，民主革命胜利后，将不允许“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时期，但也不能立即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而是要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作为过渡。在政治上实行“中国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采用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在经济上，走孙中山提出的“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道路。将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为国有，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将其分给农民，保存富农经济，不实行社会主义农业，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发展各种合作经济；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私有财产，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在文化上，实行“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新民主主义所以“新”，因为它是共产党领导的，以社会主义为前途的。毛泽东说：“中国革命的终极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1945年，中共七大进一步发挥了这个思想。对资本主义的历史作用给予进一步的肯定。《新民主主义论》认为，民主革命后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结果”，七大则提出“需要资本主义有一个广大发展”。毛泽东说：“有些人怀疑中国共产党人不赞成发展个性，不赞成发展私人资本主义，不赞成保护私有财产，其实都是过虑。”“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当然，毛泽东所肯定的是“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的资本主义，他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对于中国为什么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毛泽东没有做深入的理论阐述，只是说这种资本主义“性质是帮助社会主义的，它是革命的、有用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的”。如此界定资本主义的历史作用，在理论上有所依归。依据人类历史发展五阶段学说，社会主义不可能越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直接建立起来。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形成过程中，受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的影响最大。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直接引用了列宁《两种策略》里的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其说对资产阶级有利，不如说对无产阶级更有利。”据此，他说服党内同志“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毛泽东说：“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来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现在的中国“不是多了一个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毛泽东在七大口头政治报告中，还以俄国民粹派来指称中共党内存在的急于搞社会主义的思潮。他说：“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这些论证的思想资源来自列宁。

当然，如此界定资本主义的作用，与当时提出的“联合政府”的目标有关。抗战后期，中共的力量有很大发展，足可与国民党分庭抗礼，但国民党占据着中央政府，在实力和影响力上仍然占优。国共双方随时准备在抗战后决一胜负，但一时谁也吃不掉谁。国内各阶层呼唤民主改革，渴望战后和平，担心内战爆发。国际上，出现了大国合作和政党妥协的潮流，美苏两方都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依毛泽东的判断，“中国在这一次有可能成为独立、自由、民主、富强之中国”，这种可能性“为近百年来、五四以来、有党以来所仅有”。经过长时间思考，毛泽东提出了“联合政府”的口号。“联合政府”并不是共产党期望的理想结局，但基于时局和力量对比，这是可以去争取的目标。从策略上说，提出“联合政府”的口号，旨在联合各中间力量逼迫国民党开放党禁，承认各政党合法地位，结束一党独裁，实行民主改革，争取中共在战后重建中取得主导权。事实上，也产生了这样的效果。

所谓联合政府，不只是联合各中间党派，如果国共两党坐不到一起，联合政府无从谈起。为此，中共在策略上做了调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对蒋介石虽然“批评九分”，但也还“留有余地”，有些话没有说透。当时，毛泽东估计，联合政府有三种前途，一是国民党要共产党“交出军队去做官”；二是形式上民主，承认解放区，实质仍是蒋介石的独裁；第三种前途是以共产党为中心。前两种前途都是以蒋介石为首，第三种前途才是毛泽东心目中的“联合政府”。他说：“我们要建设的国家就是这样一个国家”，不过“报告不这样写”。毛泽东对出现前两种前途是有所准备的，他甚至没有完全拒绝到国民政府做官的可能，认为这至少可以“做宣传工作”。当然，军队和解放区是绝对不交出的。如果联合政府能够达成，社会革命的任务推延到比较遥远的下一阶段，这是顺理成章的事。

二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建国构想

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的最后完成，是在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前后。这时，打败国民党已成定局，共产党即将执掌全国政权。如果说，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在抗战时期提出时，还是一种理论设计，为了树起一面旗帜，与国民党争夺领导权；现在，则是要着手制定一份即刻实行的建国纲领。因此，真正反映中共建国思想的是这一阶段的阐述。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建国构想，承续了《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的基本原则，但在提法上有所变化。在政治上，毛泽东提出“人民民主专政”的概念，以代指“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放弃了中共六大“工农联合专政”的提法。所谓“人民”，除了原来所列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外，加入了民族资产阶级，即所谓“四个朋友”。当然，“四个朋友”在人民民主专政中地位不同，民族资产阶级不占“主要的地位”，主体是工农，领导是工人阶级，故称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一开始就排除了采用西方议会制和三权鼎立制度的可能，强调在中国采取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很合适的”。在经济上，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三大经济纲领，即“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与中共七大相比，区别在第二条，即没收以蒋、宋、孔、陈为首的官僚垄断资本，这在七大时是没有明确的。在土地改革和没收官僚资本以后，新民主主义社会将存在五种经济成分，即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以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五种主要经济成分“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

对这种经济形态不是放任自流。其指导原则和发展方向是：必须以发展国营经济为主体，普遍建立合作社经济，使合作社经济与国营经济密切结合起来。扶助独立的小生产者并使之逐渐地向合作社方向发展。组织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在有利于新民主主义的国计民生的范围内，容许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对于带有垄断性质的经济，则逐步收归国家经营，或在国家监督之下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经营。对于一切投机操纵及有害国计民生的经营，则用法律禁止之。这就是说，在可能的条件下，逐步增加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加强国民经济的计划性，以便逐步地稳当地过渡到社会主义。以上是刘少奇1949年6月写的一段话，它集中地阐述了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方针。这个方针有三个要点：第一，将以发展国营经济为主体，不只是没收官僚资本，其他带有垄断性的经济也都要收归国家经营，或在国家监督下经营。第二，对于私人资本主义的政策，是利用与限制并用。毛泽东说：“在革命胜利以后的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向前发展。”但不能“不受限制任其泛滥”，它将在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价格和劳动条件等几方面被限制。前提是不能操纵国民生计，对国民生计有益而不是有害，并限定其在国家“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轨道内”生存和发展。第三，对于个体经济的政策也是两方面。毛泽东说，占整个国民经济90%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其经济形态“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将是个体的、分散的，但不能“任其自流”，要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现代化和集体化方向发展，组织生产的、消费的和信用的合作社。这种合作社经济以私有制为基础，性质是半社会主义的。毛泽东放弃了此前一度使用的新民主主义即“新资本主义”的说法，认为这个名词“没有说明在我们社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国营经济、公营经济……这些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此时，毛泽东的政策基点是两方面：一是“不要急于追求社会主义化”；一是要“好好掌握”，引导整个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这种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到底需要存在多久呢？在1948年九月会议上，刘少奇说：“过早地消灭资本主义的办法，则要犯‘左’倾的错误”。毛泽东插话说：“到底何时开始全线进攻？也许全国胜利后还要15年。”在做总结讲话时，他又说，要用一二十年时间“努力发展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在1949年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说，完成全国革命任务，这是铲地基，花了三十年。但是起房子，这个任务要几十年工夫。这是毛泽东较早谈及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具体时间问题。在这一时间，高层有一个共识，过渡到社会主义需要两到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这比抗日战争时期的设想已经缩短了许多。究竟具备什么条件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呢？任弼时在七届二中全会有个发言，说俄国1913年工业占比重是43.1%，而我们现在还只有10%。虽然我们有苏联的帮助，转入社会主义时，工业的比重总不能少于30%。所以，全国革命胜利后，我们仍需要有两个到三个五年计划才可转到社会主义。毛泽东的论证角度相同，他在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说，中国“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90%左右的经济生活还“停留在古代”，这是“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刘少奇在1949年2月8日写的《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方针与问题》中说，东欧国家过渡了3年，中国可能是10年到15年。从众多资料看，中共领导人是从两个方面考虑过渡条件的：一是生产力的性质，即工业化发展阶段；一是人民是否准备好接受社会主义前途。我们不难发现，前者是一个确定的指标，是人为难以移易的历史发展阶段；而后者带有随机性，取决于力量对比和执政党的动员能力。这种过渡条件的二元视角，对后来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存废有着重要影响。

事实上，七届二中全会前后，毛泽东对于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的强调比以前更突出了，更加重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他提出，在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并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就成为国内的基本矛盾，“限制与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基本矛盾”的提出，就埋下了放弃新民主主义的伏笔。按照中共的理论，基本矛盾决定革命的性质。一旦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成为基本矛盾，甚至上升为主要矛盾，社会主义革命将顺理成章提上日程，资本主义经济也就失去存在的理由。

关于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提法，最早是刘少奇在1948年九月会议上提出来的。刘少奇说：“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基本矛盾就是资本主义（资本家和富农）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胜利以后，这就是新社会的主要矛盾。”毛泽东完全赞同刘的观点，他在会上说：“现在点明一句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外部就是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在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申明新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并将这一观点写进了全会决议，成为全会的共同观点。毛泽东明确告示：新民主主义社会具有过渡性质，五种经济成分并存是其经济形态，但由于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起决定作用，其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的。只是这时，中央还不想突出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以“免于过早地警觉资产阶级”。因为当时还有更主要的敌人和更迫切的任务。

三 新民主主义纲领的实行

尽管有这些不确定性，新民主主义政纲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几年里还是得到了实行。首先体现在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的组成和《共同纲领》的制定。1948年5月，中共兑现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承诺，向各民主党派发出协商建国的号召，从1948年起，加紧了争取民主人士和社会贤达到解放区来的统战工作。1948年9月至1949年3月，上海、北平、天津、香港等地的民主人士陆续经秘密交通被接到西柏坡或哈尔滨。1949年6月，民主人士陆续随中共领导机关移至北平。在讨论制定《共同纲领》和协商人事等议程中，中共领导人表现出相当开放的态度，对一些资望很高的民主人士礼遇有加，给一些亲历者留下了很深印象。

9月21～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党派单位14个，代表662名。除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外，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等11个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单列为一派。非中共人士在全体代表中占56%，在中央人民政府6位副主席中占有3位（宋庆龄、李济深、张澜），4位政务院副总理中占有2位（郭沫若、黄炎培），在56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约占半数，在政务院下属34个部、委、院、署、行中，担任正职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共15人，担任副职的42人，在15位政务委员中民主人士占9位，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也由党外人士出任。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纲领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规定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统一战线的政权”，规定“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受邀参会的民主党派之齐全，党外人士任职之多，使第一届政府有了“联合政府”的色彩。

延揽如此多的党外人士进入政府，曾引起中共党内许多人的不满。毛泽东解释说：这样“好处很多”，“第一，可以‘赚’人，各方面的非党人物都有当副主席、部长、司令员的，‘朝里有人’，国民党不打自垮……第二，可以‘赚’来四万万人民，‘赚’来土地改革。第三，可以‘赚’一个社会主义。这叫做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吸引很大一部分具有管理经验、专业知识和社会名望的精英进入政府，集聚到共产党周围，对于瓦解旧势力、收拢人心、治理和建设国家都有帮助。更重要的是，把民主党派精英吸纳到政府，也就使他们与共产党同在一条船上，这条船确定无疑是驶向社会主义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允许反对党的存在。早些时候，有些民主人士提出，要整合出一个强大政党与中共“发生平衡作用”，意在建立“反对派”。这种主张遭到毛泽东的明确反对。毛泽东告诫民主党派：“这里是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对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间路线’。”从领导权看，所谓人民民主专政，与无产阶级专政并没有多大区别。1949年1月，毛泽东就向秘密来华的米高扬交了底，他说：“虽然政府的组织形式和苏联、东欧国家有所不同，但其性质与宗旨仍然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将来的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新民主主义政纲主要还是体现在经济领域。新民主主义经济既不是传统的资本主义，也不是传统的社会主义，而是一种“混合型”经济模式。它与资本主义的区别在于：（1）发展国营经济作为领导力量；（2）限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的发展；（3）帮助农民发展互助合作，避免大批农民破产和两极分化。它与传统社会主义的区别，实质就是两条：一是保护私有产权，一是利用市场交易。虽然强调加强经济的计划性，但还没有考虑计划完全替代市场；虽然估计到会有冲突和矛盾，但可以在新民主主义范畴内解决，而不是用即刻消灭私有产权来解决。联想到之前苏联十月革命后走过战时共产主义的弯路，以及之后红色高棉推行消灭商品、货币等极左政策招致败亡的情况，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理念和政纲，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种幸运，至少抑制了“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的冲击。这种思想在一个以农民出身的党员为主体的中共党内有广泛的基础，并且不断地冒出来。其表现是，在农村工作中，流行要求平分一切土地财产的思想；在城市接管中，出现了平分工商业的思想。这对于即将接管全国政权的共产党来说，是一个危险的倾向。从1947年底起，毛泽东连续发出党内指示，纠正这种“左”的倾向。1948年7月27日，新华社信箱“农业社会主义问答”，批评要求平分一切土地财产、平分工商业的思想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这种思想“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问答”强调，我们要达到社会主义，“必须经过新民主主义经济一个时期的发展，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大量地发展公私近代化工业”。1949年初，随着接管城市越来越多，保护工商业显得尤为迫切，亟须“自由资产阶级”的参与和帮助。当时，私人工商业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私人工业总值占全国63.2%，职工人数占全国54.6%；私营商业占比重更在80%以上，从业人员达662万人。保障市场和稳定就业离不开私人工商业的复工。然而，民族资本家在政权更替之际惶惶然。他们中的多数对蒋介石政府彻底失望，不愿跟随国民党到台湾，也不想“流落海外作白华”，大部分人选择把企业、资财、人员留在了大陆；但对共产党心存疑惧，担心“共产”，害怕被“消灭”。“忧心忡忡，如坐针毡”，在共产党进城之际，他们有的撤走资金，隐匿财产，转移设备，有的跑去香港甚至远走欧美，多数消极观望。中共接管干部又以“少与资产阶级接近”为戒，进城以后长期避见资本家。工人中有效法“耕者有其田”，要求“工者有其厂”的激进倾向，出现了清算斗争资本家的现象，增加了资本家的怀疑和恐惧，“资本家听不得‘剥削者’这三个字，越听越怕”。许多私人厂商关门歇业。据中共华北局报告，天津解放之初，“私人企业开工率不足30%，由于开工不足，上百万人口生活无着落，北平更多”。

1949年4～5月，刘少奇的天津之行，就是受毛泽东之托去“稳住工商界”，让私人企业尽快复工。刘到天津后，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打消资本家的顾虑，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另一方面，克服干部和工人中的“左”倾情绪，说服工人不要提出过高要求。刘少奇认为，除了要解决公私矛盾和劳资矛盾以外，还要恢复对外贸易和城乡沟通，也就是要解决市场问题。毛泽东赞同刘少奇的观点，把它概括为“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内外交流、城乡互助”四句话，后称为“四面八方”政策。

刘少奇在天津做了许多讲话，后来引起争议的是关于“剥削有功”的说法。针对资本家怕称自己是“资本家”、怕听“剥削”二字的情况，刘少奇说，剥削是由社会制度决定的，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代替封建主义剥削方式是一个巨大进步。马克思说过，资本主义一百年间将生产力空前提高，比有史以来几千年生产的总和还多。从发展生产力看，资本家阶级剥削是有其历史功绩的。今天中国资本主义还在青年时代，正是建功立业的时候。今天，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不是工厂开得太多，工人受剥削太多，而是太少。你们有本事多剥削，对国家人民都有利。刘的讲话的确“稳住了”天津资本家，也在其他城市起了作用。例如，陈毅就是采用类似的办法稳住了上海资本家，甚至吸引了一些已经出走的企业家如“火柴大王”刘鸿生、“味精大王”吴蕴初等重返上海。邓小平后来说：“我们刚进城，最怕的是‘左’”，刘的讲话“起了很好的作用”。然而，刘少奇有关“剥削有功”“剥削越多越有利”的说法，对于以消灭剥削、消灭阶级为最高理想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听起来很刺耳，先是受到东北局书记高岗的非议，有资料说，毛泽东看到刘天津讲话的记录时，不满“形于颜色”。毛泽东本人也许认同刘在天津的工作及他提出的政策，但对刘的一些说法很不以为然。5月，毛泽东与天津市委书记黄克诚私下谈话时明确讲，今后“主要任务还是阶级斗争，要解决资产阶级的问题”。这与刘少奇的说法分歧显见。在利用与限制之间，刘少奇倾向于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经济，毛泽东更重视阶级力量的消长和对资产阶级的控制。虽然毛泽东要求，从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中心任务”就是“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但他始终没有忘记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他的意思是，发展生产不能放松阶级斗争这根弦。

不过，毛泽东这时并没想立即消灭资本主义。《共同纲领》将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下来，并把“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确定为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而社会主义前途并没有写进《共同纲领》，这个前途是毛泽东多次公开亮明了的，对各阶层包括民主人士来说也是不言自明的，无论他们向往还是恐惧。在讨论《共同纲领》草案时，曾有民主人士主张写上社会主义前途，周恩来解释说：这个前途是肯定的，毫无疑问的，但应经过解释、宣传特别是实践来证明给大家看，“现在暂时不写出来，不是否定它，而是更加郑重地看待它”。据说，有党外人士询问毛泽东：中国什么时候搞社会主义？毛泽东回答：过渡到社会主义“大概二三十年吧！”中共领导人不将“社会主义前途”写入《共同纲领》，其目的在稳定人心，避免“强迫于人”；同时，也为避免在执行当前政策时出现混乱。然而，由于没有一个明确的过渡时间表，反而使随时结束新民主主义少了法律上的制约。

四 理想与政策之间的张力

在新民主主义制度存废的问题上，毛泽东的意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然而，我们也看到，在各级领导层，急于搞社会主义的想法有相当的基础。根源就在于，社会主义理想与新民主主义政策之间存在紧张关系。尽管领导人对新民主主义的必要性讲了不少，并见诸重要文献，许多共产党干部仍然难以理解新民主主义何以必须。正如周恩来所说，一些同志“不相信按照共同纲领不折不扣地做下去，社会主义的条件就会逐步具备和成熟”，总是“急于转变到社会主义”。这种紧张关系在城乡两个方面表现出来。

1949年下半年，中共在刚刚解放的上海开始了打击投机资本、平抑物价的斗争。这次斗争被看作同资本主义的一次重大较量，投机资本受到致命打击。按中共的理论，商业投机资本自然是有害而无益；《共同纲领》也明文规定“对于扰乱市场的投机商业必须严格取缔”。然而，这次斗争伤及了整个私人工商业，导致市场萧条、商品滞销、开工不足、失业增加。1950年1～4月，14个大城市倒闭工厂2945家，16个较大城市半停业商店9347家，全国约有100万工人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上海陈毅市长向中央报告，3、4月上海人心浮动，市面上发生吃白食、分厂、分店、抢糕饼、打警察、聚众请愿和捣乱会场等事件，资产阶级再度惶恐不安，上海有300名厂长经理逃至香港，有的要求把工厂“献”给国家。此时，党内不少人产生了趁势消灭资本主义的想法，希望通过国营经济“无限制地发展”，挤掉私人资本主义，并把资本家要停工的工厂接收过来。“常常在经营范围、价格政策、原料供给、银行贷款和税收方面故意为难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企图早日挤垮资产阶级”。1950年3月，在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不少人在发言中提出“今天斗争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更有人认为，革命既已胜利，民主党派任务已了，已无存在的必要性。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不得不针对党内急躁情绪做说服工作。同年6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决定调整工商业，通过为私商让出一定市场份额、扩大国家收购和加工订货、调整税负等措施，帮助私人工商企业渡过难关。在会上，毛泽东提出“不要四面出击”的方针。他说：“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不过，毛泽东是从策略上提出问题的。当时，大陆战事基本结束，但西藏、台湾尚待解放，外部威胁仍然严峻；3.1亿人口的土改尚未开展，尤其是被战争破坏得千疮百孔的经济恢复起来尚待时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提出不要四面出击，以避免“树敌太多，全国紧张”。当月，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会上说，中国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还在很远的将来”。他安抚党外人士说，只要战争关、土改关都过去了，剩下社会主义一关就将容易过去。1951年5月7日，刘少奇说：“现在有人就讲社会主义，我说：这是讲早了，至少早讲了十多年。”13日，刘又说：现在工业只占10%，要发展到占40%～50%，哪怕你跑得再快，总还要10年、20年。到1951年，在新民主主义存在的时间估计上，毛、刘、周仍是一致的，至少从言论上看是这样。

然而，在另一个领域，即农村合作化问题上首先出现了分歧。建国之初，全国农村分两块：一块是老区，土改已经多年；一块是新区，土改尚未开展。关于新区土改，1950年6月30日通过的《土地改革法》，规定了经济上保存富农、政治上中立富农的政策。此前，3月12日，毛泽东在《征询对待富农策略问题的意见》中，说明了保存富农经济的5个理由，即保存农村较高的生产力、减少土改阻力、消除中农疑虑、避免社会动荡、稳定民族资产阶级等。显然，这是出于策略考虑。然而，出身农民的干部并不理解，甚至抵触，贫雇农因其土地要求得不到满足而失望。中南局第二书记邓子恢、秘书长杜润生都有报告，认为南方地少人多，光地主土地不够分，不动富农，无法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有些地区为满足贫雇农的要求，拔高成分，将富农甚至富裕中农定为地主。真正的难题在老区。各级领导机构无不关注土改后出现的新的分化现象。与此相联系，在是否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和租佃，是否允许自由借贷和雇工，即所谓“四大自由”问题上面临选择。如果从发展生产力出发，就应当容忍农村中“四大自由”及一定程度的分化，因为这对恢复国民经济、发展农业生产是有利的。1950年颁布的《土地改革法》，“承认一切土地所有者自由经营、买卖及出租其土地的权利”。各大区中央局和军政委员会曾先后颁发布告，允许在农村中实行土地买卖和租佃自由、雇工自由、借贷自由、贸易自由的政策，以适应发展农业生产的要求。其实，在1948年7月那篇《农业社会主义的问答》中，就已经预料到分化的趋势，当时认为这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被允许的，是不可怕的”，“有其一定的进步性”，甚至批评说，“否认或者反对这种竞争和分化，结果就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而成为一种反动的空想”。然而，写在纸面上是一回事，直接面对现实选择时是另一回事。

根据当年的资料，所谓老区农民的分化，大量的是“中农化”而不是“富农化”。多数土改前的贫雇农上升为新中农，雇工经营的新富农已经出现，但是数量不多。这本来正是土改的成果，反映经济的发展，兑现共产党对农民的承诺。然而，很多领导人不是欣喜，反而忧心忡忡。他们担忧什么呢？他们担忧的，不在于产生了多少新富农，而在于它所代表的方向以及给农民思想带来的变化，即形成“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担心消灭了一个封建主义，却带来一个资本主义，认为正好验证了列宁“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论断。

从各地调查材料看，土改后，确有一些贫苦农民因缺乏劳力、农具和资金有寻求互助合作的要求，不过这与“农业合作化积极性”还不是一回事。而新中农普遍倾向于单干、个人发家致富，并不要求互助合作，甚至对组织起来感到苦恼。他们说：“这个国家好，就是组织起来不好”，觉得“单干才能发财，有穷有富才能发财”。这使党内一些人担心，如果农民尝到了个人发家致富的甜头，“习惯了新民主主义秩序”，就不想社会主义了。他们尤其担心的是，如果多数党员干部和土改积极分子个人发家致富了，将失去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基本力量，甚至失去共产党对广大农民的领导权。老区的报告都反映农村党员干部思想“退坡”的情况，许多人“埋头生产不问政治，只顾个人发财致富，而不顾国家利益”。不少党员直接提出退党、脱党的要求。当时，《新湖南报》发起对农民李四喜“半截子革命”思想的讨论，就表露中共党内的这种担忧。这使一些干部产生了“趁热打铁”的想法，即趁农民分得土地后对共产党的热情还未消失，紧接着就组织合作社；而组织起来，也可以为农村干部和积极分子提供新的上升动力，避免政治上的离心倾向。党内这种倾向，正契合毛泽东本人的想法，他后来反复说到，要不断革命，趁穷过渡，富了就不好办了。

这种想法是不是违背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呢？持这种主张的人认为，不但不违背，反而正是七届二中全会指明的方向。我们看到，从毛泽东七届二中全会报告到《共同纲领》，关于农村政策都是讲的两句话，一是尊重现实，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扶助其发展经济；二是不放任自流，引导农民向合作化方向发展。这就使党内形成了两种意见，主张积极组织合作社的与不赞成急于组织合作社的，都能从七届二中全会找到根据。

分歧首先在两个老区出现，一个是东北，一个是山西。1949年12月，在中共东北局召开的省市委书记座谈会上，就如何对待新富农，是否允许党员雇工、放高利贷等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多数人持坚决否定态度，会议决议：坚持剥削的党员应劝其退党，严重的“必须开除出党”。1950年1月张秀山带着这个决议进京向中央请示汇报，中组部正式复函东北局，不同意东北局的意见，认为“农村资本主义的一定限度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党员向富农发展“并不是可怕的事情”。刘少奇赞同中组部意见，他在与中组部长安子文谈话时说，有人主张通过变工互助发展成集体农庄，是“不可能的”。现在，不要限制富农发展，雇工、单干，应当放任自流。变成富农的党员怎么办的问题提得早了，将来东北有一万富农党员也不可怕。据资料说，高岗拿到中组部复函和刘少奇谈话，在北京面交毛泽东，毛泽东看后“气得发抖，脸色都变了”。一年多之后，山西省委提出了同样的问题。1951年4月17日，山西省委向华北局和中共中央写报告，反映农民自发向着富农方向发展，导致互助组陷于涣散，提出“把老区的互助组织提高一步”，通过增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趋势”，对于私有基础“应当是逐步地动摇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中共中央华北局不同意山西省委的意见。刘少奇明确支持华北局，他批评山西省委的意见“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但是，毛泽东明确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他找刘少奇谈话说，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薄一波后来说：毛泽东讲的道理把我们说服了，刘收回已经下发的讲话。刘慑于毛泽东的态度，收回他的讲话，这不难理解。杜润生说：“刘少奇始终不愿意把自己放在与毛泽东对立的位置上”，“毛对刘已有成见……刘只好检讨”。如果薄一波说的是实情，毛泽东的话“说服了”他和刘少奇，这就不仅仅是服从毛泽东的权威了，有更深的意识形态背景。

这里需要回应一种观点，即认为土改把土地分给农民，农民还没有把土地捂热，共产党又从农民手里收回，这是对农民的“失诺”。其实，中共从来就没有承诺将自己的目标限定在“耕者有其田”的阶段，没有承诺，何来失诺？当时，中共的坚定信念是，农民分散的个体生产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也“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共产党相信，“组织起来”是帮助农民摆脱穷苦的唯一出路，并认为发展合作社是巩固其对农民领导权的基础。

刘少奇在1948年九月会议提出一个观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胜谁负”，“关键是小生产者的向背”，要巩固对小生产者的领导权，合作社是最有力的工具。在这一点上，毛、刘的观点完全一致。据陶鲁笳回忆，1949年春天，薄一波传达了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讲的一段话：“如果只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就不能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我们给农民分配土地，只是无产阶级对农民群众实现了一半领导权，还没有实现全部领导权。只有组织合作社，把农民引导走向集体化，才是实现了全部领导权。如果我们让资本主义领导了农民，那么就连一半领导权也要失掉的。”这个传达，为山西省委主张将互助合作提高一步提供了依据。不过，当时设想的合作社还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刘少奇强调的不是生产合作社，而是消费合作社，国家通过一种商业关系把农民联系起来。后来，刘少奇的想法有所变化。他从发展农村生产力出发，认为不必过分担心农民“个人发家致富”的资本主义倾向。他还认为，农业要走上集体化，必须有一个条件，就是国家工业化的发展，能为农民提供足够的农业机械，“个体经济到集体农庄是一个生产方式的革命，没有机械工具的集体农庄是巩固不了的”。这也就是后来所谓的“先机械化、后集体化”的说法。这本来是中共高层在一个时期内的共识，它依据的是苏联的经验。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也说过，“而欲农业社会化，必须发展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然而，国家工业化有待时日。如果找到根据证明没有机械工具的武装，依靠简单劳动协作也能提高生产率，那就没有理由推延合作化的进程。毛泽东关于“工场手工业”的说法，看起来正好满足了这个条件。这里的关键在于，农业要朝合作社方向发展，这个大目标是一致的，分歧在于对过渡的条件和步骤有不同考虑。因而，积极主张互助合作的意见总是占据意识形态的制高点。我们知道，苏联全盘集体化之前，在斯大林与布哈林之间发生了一次真正的路线之争；而在中共党内，毛、刘之间有分歧但没有正面争论，历史上没有形成一条所谓刘少奇路线。当然，高层分歧引发出一个高岗事件，这是另一种性质的问题。

五 酝酿放弃新民主主义

于光远认为，毛泽东与刘少奇的这次谈话，表明他“主张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后，不要再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阶段”。“这次谈话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可以说就开始被放弃了。”不过在我看来，这还是一个领域的变化，而且在1951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里，还有“对于富农经济，也还是让它发展的”文字，基本精神是保护农民土地所有权、保存富农经济与发展互助合作并举，全面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想法还没有形成。

1951年底、1952年初的三反、五反运动，无疑是影响新民主主义存废的一个重要事件。这场运动在毛泽东脑子里形成了两个认识：一是加深了对共产党干部道德危机的担忧，一是强化了对私人资本主义的负面印象。1951年11月29日，华北局关于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和前任地委书记刘青山巨大贪污案的报告，引起毛泽东极大的关注，认为出现了“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告诫全党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没想到这种情况会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就发生了。他决定在全党发动一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斗争，把它“当作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大战争”，不过，开始主要还是从思想影响角度与资产阶级联系起来的。然而，不断揭发出来的情况，反映许多贪污分子与资本家的贿赂有着密切关系。毛泽东惊呼“资产阶级已经钻到我们内部来了”。同时，发现还存在资本家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违法行为。1952年初，紧接着在全国各大城市开展了以资产阶级为斗争对象的五反运动。

联想到今天中国大量存在的权力寻租现象，不难理解当年“混合经济”制度下存在钱权交易的空间，资本家的违法行为也符合资本逐利性的本质。不过，当年革命道德和阶级斗争观念发挥着很强的自律作用，干部的贪污腐化被严重地夸大了，对资产阶级“五毒”的估计也严重了，造成许多私人工业无事可做，工人失业，税收大幅度下降。毛泽东对“出拳过重”、打击面过宽的问题有所校正，在“政治上打掉资本家的威风”之后，放宽了对大部分资本家的经济处罚。但这场运动使毛泽东下定了逐渐消灭资本主义的决心。1952年6月，他在中共中央统战部的文件上批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这个批示预示民族资产阶级将被作为主要的斗争对象，首次透露毛泽东“从现在起”进行转变的想法。9月24日，在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毛泽东首次提出“10年到15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10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与会16人一致赞同。不过，毛泽东的这个新设想是在很小的范围内讲的。事关重大，毛泽东开始相当慎重，觉得有必要听听斯大林的意见。会后，刘少奇受毛泽东之托，带着中共的新设想赴莫斯科。斯大林肯定了中共的设想，无疑是对毛泽东在理论上的支持。从刘给斯大林的信看，党内虽然对10～15年完成过渡达成了一致，但对过渡方式的考虑还没有成形。依刘的说法，可以概括为一个“挤”字，就是通过加快发展国营经济，使私人资本主义比重日益减少，当然在绝对量上还会有发展。10年后，当私人资本主义不到10%，而且不能独立经营，必须依赖国家之时，就可以不费力地把它收归国家经营了。

对于农业合作化毛泽东心里已经有底。1952年2月15日，毛泽东得知河北邢台县已有87%的农户加入互助组、合作社，合作社建社当年即实现了粮食增产，支持了他早先的判断。他说：“多数农民是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因为这是一条由穷变富的道路”，“农业不先搞机械化，也能实现合作化，中国不一定仿照苏联的做法”；中国发展农业生产不依靠富农，而依靠农民的互助合作。然而，对资改造的方式毛泽东还没有定见。毛泽东并不担心资产阶级反抗，他所关心的是有没有办法在对资改造过程中保持稳定增长，毕竟私人企业仍然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880余万人的就业场所，“是国家的一项大财富”。1953年5月，李维汉赴上海等地调查，由此形成的报告，帮助毛泽东找到了改造资本主义经济的路径，就是积极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最早在东北老解放区出现，被确定为新民主主义五种经济成分之一。它包括初级和高级两种形式，初级形式是国家对私人企业加工订货，高级形式是公私合营。开始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目的，主要是帮助私人工商业解决经营困难。后来发现，这种形式大大增强了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和国家的控制力，正是引导私人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有效形式。由此，毛泽东形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思路。1953年6月15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完整地了表述了过渡时期总路线：“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批评了三个提法，一是巩固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一是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一是确保私有财产。随后他又批评了“公私一律平等”的新税制和“四大自由”。其实，这些口号和政策都是依据了新民主主义的政纲。这说明总路线的提出确实是一个重大转变，党内许多人包括刘少奇、周恩来、薄一波这样的重要领导人也没有完全跟上毛泽东的思路。

毛泽东起初的想法是，对私人工业和私人商业采取不同的改造办法，对工业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对商业则是逐年把它挤掉，把店员接收过来，使商业资本家转为工业家。但他很快意识到，私人商业的数量很大，有180万店员，加上夫妻店、摊贩有500万户，1000万人，“不可能以‘排除’二字了之”，到9月时，明确私人商业也可以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如允许其从国营商业批发商品维持经营等。毛泽东肯定“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为什么毛泽东改变了原来的设想，不是10～15年以后才采取社会主义步骤，而是从此时起就向社会主义过渡呢？这就涉及前面提到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逻辑前提的二元论。虽然毛泽东说过不能跨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阶段的话，但对资本主义在历史上何以推动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并没有进一步的阐述。由于没有学理上的支持，所谓“中国资本主义太少”的认识是游移不定的。真正对毛泽东的选择起决定性影响的，是社会主义目标的牵引以及对力量对比的估计。

如果说，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说过“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那么，经过三年的准备，他更有信心了。全国统一，经济恢复，新区土改完成，政权全面建立，知识分子大体归顺，朝鲜战局也趋于稳定，与1949年面对诸多敌人不同，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对新政权构成实质性的挑战。经济结构也发生重要变化。国家不仅垄断了金融，统制了对外贸易，掌握了铁路、矿山等经济命脉，而且国营经济在工业中的比重也超过了私人经济，占到了67.3%，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在批发中已占63%，在零售中也占到了43%。这种结构性变化是中共领导人原来没有想到的。私人企业也在国家的掌控之中，半数以上的私人工业纳入了国家资本主义轨道。特别是五反运动后，私营企业的生存空间已经十分狭小。五反运动对资产阶级的打击不只是经济上的，更是心理上、政治上的。资本家在道义上已是“灰溜溜、臭烘烘”，不仅共产党干部对资本家避之唯恐不及，资本家的子女也以出身为累，积极靠近共产党，不少人“宣告不要资本家父亲的遗产”。五反运动造成的气氛，甚至让一些民主人士也坐不住了，表示愿献出自己的私人财产。私营企业的工人不愿继续为资本家服务、受资本家剥削。工人“在私营企业不安心，一到国营企业就安心了”。五反运动后，在所有较有规模的私人企业中建立了中共党支部，企业内部实行“工人监督，资本公开，技术公开，财政公开”，虽然承诺资本家仍有财产所有权、经营管理权和用人权，事实上资本家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权受到很大限制，他们感到前途渺茫，有的请求国家“计划他”。1953年9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资本主义的“性质也变了，是新式的资本主义”，“他们已经挂在共产党的车头上了，离不开共产党了”。这些情况，使毛泽东回过头看前三年，认为社会主义已在途中。据此，毛泽东在1953年6月1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所谓“新民主主义阶段”的概念，在这里就已经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