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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制药业兴起于19世纪中叶，以满足作战部队对抗菌剂和镇痛药的巨大需求。1848年结束的美墨战争给美国带来了沉痛教训：药品掺假导致前线士兵遭受不必要的死亡

美国制药业兴起于19世纪中叶，以满足作战部队对抗菌剂和镇痛药的巨大需求。1848年结束的美墨战争给美国带来了沉痛教训：药品掺假导致前线士兵遭受不必要的死亡。针对痢疾、黄热病、感染和霍乱的失败治疗，最终使死亡比例高达87%。幸存者也因缺陷的镇痛药而遭受痛苦，当时最有效的镇痛药是吗啡，但没有一家美国公司能够大规模生产。

1847年9月12-13日，查普尔特佩克战役，美军在从墨西哥城的查普尔特佩克城堡攻入，大败墨西哥军队

在美墨战争爆发40多年前，一位21岁的德国药剂师从罂粟中提取了生物碱，并将其命名为“墨菲斯”——古希腊神话中的梦之神。这一发现最初发表在一份阅读量很小的医学杂志上，直到10年后才被一位法国化学家意识到其重要性。20世纪20年代，海因里希·伊曼纽尔·默克（Heinrich Emanuel Merck）在德国达姆施塔特的天使药房出售标准剂量的吗啡。吗啡生产成本低廉，成为德国几家新家族企业的关键药品，例如恩斯特·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先灵（Ernst Christian Friedrich Schering）在柏林的同名公司，以及弗里德里希·拜耳（Friedrich Bayer）在伍珀塔尔的化工厂。

海因里希·伊曼纽尔·默克（Heinrich Emanuel Merck）

美墨战争一年后，一对移民美国的德国表兄弟用2500美元储蓄和1000美元抵押贷款成立了查尔斯·辉瑞制药公司（Charles Pfizerand Company）。这是一家位于布鲁克林巴特利特街的两层砖楼里的化工企业。美国内战爆发后，辉瑞抓住了机遇，但很快无法满足市场对吗啡的需求。

辉瑞的竞争对手是爱德华·鲁滨孙·施贵宝（Edward Robinson Squibb），他在布鲁克林开设了爱德华·鲁滨孙·施贵宝父子公司。施贵宝意识到药品生产中稳定质量的重要性。他在美国内战期间担任海军部外科医生，曾将不合格药品扔进大海。内战爆发一年后，药剂师兄弟约翰·惠氏（John Wyeth）和弗兰克·惠氏（Frank Wyeth）在费城开设了一家药店并提供药品配送，为联邦军队供应药品，战后专注于大规模生产药品。

吗啡并非唯一的有效镇痛药。底特律卫生局局长塞缪尔·皮尔斯·杜菲尔德博士（Dr. Samuel Pearce Duffield）曾向联邦军队出售过一种乙醚与乙醇的混合物。前铜矿商人赫维·科克·帕克（Hervey Coke Parke）在1871年退休后成为投资商，与26岁的公司推销员乔治·所罗门·戴维斯（George Solomon Davis）组建了帕克—戴维斯制药厂。化学家伊莱·礼来（Eli Lilly）错过了内战期间利用吗啡赚钱的机会，但他作为联邦军队上校，深知药物在战争中的重要性。他离开军队后，于1876年以自己的名字设立了制药实验室。另外两名美国药剂师西拉斯·梅因维尔·宝来（Silas Mainville Burroughs）和亨利·所罗门·惠康（Henry Solomon Wellcome）也看到了行业机遇，认为英国的竞争比美国小，于1880年在伦敦成立了惠康制药（Burroughs Wellcome），生产从鱼肝油、麦芽制剂、面霜到阿片类镇痛药的各种产品。

这些人是最早进入制药行业的从业者，他们生产的药品极易上瘾，加上没有政府监管，在市场上畅通无阻。他们还受益于当时人们对疾病和慢性病病因的无知。一百多年前，法国化学家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通过对变质肉类和变酸牛奶的实验，证明了肉眼无法看到的微生物的存在，但“细菌理论”在19世纪受到极大质疑，即使有人相信其真实性，科学家也不知道如何应对。

直到1882年，一位德国细菌学家才发现细菌是结核病的致病原因。此前，人们认为结核病是一种遗传性疾病。在美国，人们一度认为霍乱是由移民，尤其是爱尔兰移民带来的疾病。1891年的《移民法案》要求对所有入境移民进行体检，以排除“所有智能障碍者、精神病患者、穷人、可能被公众指控，以及患有令人厌恶的疾病或危险传染病的人”。1900年，当美国军医沃尔特·里德（Walter Reed）证实蚊子是传播黄热病的媒介时，人们还认为黄热病只能通过与被感染者接触传播。

1900年，美国尚不存在全国通用的医生执业法规。在大多数州，任何人都可以自称为“医生”，开诊所、治病人。缺乏基本医学知识，意味着人们可以不受限制地推广药品。第一种廉价但强效的中枢神经系统兴奋剂可卡因，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一位德国博士发现了可卡因，其化学博士论文是关于如何从古柯叶中提取生物碱的。他将这种化合物命名为“可卡因”（cocaine），源自拉丁语“ina”（from），即来自古柯（coca）。这位博士后来发明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致命的化学战毒剂“芥子气”。

默克是最早专注于可卡因市场的公司之一，它在各种场景中不遗余力地宣传可卡因，从麻醉药到治疗消化不良和痔疮的药物，甚至作为眼科手术的辅助手段（可卡因可以收缩血管以减少出血）。可卡因曾是美国花粉症协会正式认可的治疗药物，美国卫生局局长称其能有效治疗抑郁症。烟草商出售掺有225毫克可卡因的雪茄以“舒缓神经”，牙医兜售含可卡因的药片治疗牙痛，哮喘患者购买鼻吸可卡因，并被告知“按需使用”。每克纯可卡因在药店的平均售价为25美分。当时最大的邮购公司——西尔斯·罗巴克公司出售一种皮下注射器（由一位苏格兰医生早几十年发明）和少量可卡因，售价为1.5美元。

许多著名公众人物——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教皇利奥十三世、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维多利亚女王等，都因可卡因产生的能量和短暂兴奋感而对其狂热。可卡因在娱乐场所的滥用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激增。

美国新泽西州罗威，默克公司总部所在地

在两年时间里，含可卡因成分的药品市场一片繁荣。默克公司从每年生产不到1磅的可卡因，发展到每年生产超过18万磅。帕克—戴维斯药厂的化学家发明了一种精制工艺，提高了可卡因的纯度并延长了保质期。帕克—戴维斯药厂引进了古柯雪茄、古柯卷烟和一种酒精与可卡因混合的糖浆，这些被称为“真药”（Medicamenta Vera）。施贵宝合成并销售一种溶解在透明液体基质中的高浓度可卡因，用作酊剂。不到10年时间，可卡因成为美国五种最畅销的药物之一。

尽管可卡因变得流行，但美国制药公司并未失去对阿片类药物的热情。默克公司吹嘘粉状吗啡的纯度，其最受欢迎的产品之一是含有鸦片成分的止咳糖。施贵宝和辉瑞销售了十几种不同的鸦片酊。

默克、施贵宝、辉瑞等制药公司相互竞争，但它们最激烈的竞争来自所谓的专利药。大约有五万种自制药物被当作“神药”推销，它们实际上没有专利，因为美国直到1925年才开始授予化学专利。由于没有法律规定药品必须证实其宣称的作用（就像今天的保健品行业一样），制药商利用人们的恐惧和无知进行无耻宣传。此外，当时没有对成分、纯度或一致剂量的控制标准。“神药”商人利用知识产权法保护药物名称、药瓶形状甚至标签设计，同时对处方秘而不宣。当时在美国，任何药物都不需要处方，也没有必要为了用药去看医生。

最畅销的“神药”公司在报纸和杂志上刊登海量广告，向消费者宣传神奇的治愈能力。制药商私下为那些令人喘不过气来的推荐信付费，并在成千上万的路边广告牌、农舍围栏上的海报甚至临时搭建的庭院标识牌上，为“神奇的灵丹妙药和补品”做广告。最受欢迎的专利药所有者获得了巨大的个人财富。德裔美国人威廉·拉丹（William Radam）通过号称“治愈所有疾病”的专利药致富。这种被称为“微生物杀手”的粉红色液体是用红葡萄酒和稀释硫酸混合而成的，每瓶利润高达60倍。类似的致富案例还有贵格会废奴主义者莉迪亚·平卡姆（Lydia Pinkham），她在马萨诸塞州林恩市的地窖里，将磨碎的草药和和酒精合成为一种神奇的女性药物进行售卖。

雅各布·霍斯泰特医生（Dr. Jacob Hostetter）家喻户晓的家庭自制药“霍斯泰特胃药”，利用了人们普遍错误的认知，即威士忌能杀死细菌。这种药品从市场上销售的蔬菜中提取出一种物质，泡在47°的威士忌中，宣称能彻底排毒，并且可以预防或治疗数十种疾病。

康涅狄格州的一名街头小贩和得克萨斯州的一名农场工人，在巡回表演吞火和神枪手比赛中售出成千上万的“印第安神水”来“净化血液”。这是由私酿酒和花园中常见的草药混合而成的。

当时20%的孩子活不到5岁，因此父母很容易受到“神药”的影响。销量最大的被称为“婴儿考普的朋友——婴儿安抚剂之王”，开发该药的公司通过查看出生公告，向新妈妈们发放免费样品，其秘密配方是1/3含量的纯鸦片液。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导致了数十起因过量服用而致命的案例。

大多数药剂师和医生都把专利“神药”贬低为像贩卖蛇油和旅行药一样低劣的行径。《药剂师通报》等业内刊物揭露了一些最危险的药物。然而，由于医学专业刊物发行量很小，这些出版物丝毫没有减少美国狂热的普通消费者的需求。尽管遭受许多医生和药剂师的普遍鄙视，但对一些囤积畅销“神药”并抬高价格的人来说，赚钱太诱人了。

拥挤肮脏的贫民窟是19世纪后期快速发展的城市的副产品，已经成为流行病蔓延的温床，例如天花、结核病、斑疹、伤寒、黄热病、霍乱等。每种流行病都引出大量利润可观的新型“神药”，宣称具有前景诱人的速效疗法。

1890年，美国药师协会（APhA）出版了第一部《美国药典/国家处方集》（USP/NF）。化学测试和机器制造的进步使得美国制药公司能够生产出纯度更高、质量更可靠的药物。《美国药典/国家处方集》是大约200种“伦理药品”的基本清单，旨在成为医生和药剂师的黄金标准。

传统制药公司对这些专利竞争对手嗤之以鼻。然而，它们缺乏对自己销售的药物的更多了解，这意味着所谓的合法药品有时也可能是灾难。海洛因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最初是由德国拜耳公司开发并注册商标的。1898年，拜耳实验室那位曾经发明阿司匹林（化学名为乙酰水杨酸）的科学家，成功合成了二乙酰吗啡，产生了效力是吗啡10倍的阿片类化合物。拜耳的药理学主管摒弃“太复杂的名字”，选择了德语“heroisch”（英雄的）来命名这个新药品。海洛因于1900年在美国上市，立即被列入《美国药典/国家处方集》，任何年满18岁的人均可购买。拜耳声称该药品在减轻疼痛方面比吗啡更有效，对咳嗽和感冒的缓解效果是可待因的10倍，而毒性副作用却只有可待因的1/10。拜耳的广告甚至声称海洛因对儿童绝对安全，并将其作为治疗吗啡成瘾的手段。

美国有一些州已经通过立法来监管掺假的食品和药品，但只是用普通条款来禁止“神药”制造商销售致命毒药。结果是一堆混乱的规则，有时相互矛盾，很少得到有效执行。如果没有一部全国通用的法律，就不可能解决日益增长的跨州问题。整个19世纪90年代，一系列监管法案未能通过审议，因此美国国会授权联邦政府对食品和药品进行监管。这场立法运动背后的推动者是化学家和医生哈维·华盛顿·威利（Harvey Washington Wiley），他曾是美国农业部化学部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前身）的负责人。政客和行业游说者大多忽视了他对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热情，认为他是一个缺乏经验的理想主义者，一个处在混乱的政府机构中的无能官僚。

“伦理药品”听起来好像比“神药”更值得信赖。这个词后来指的是那些不向公众做广告的药物，美国医学会（AMA）提出了这个概念，因为它认为面向公众的广告鼓励自我治疗，威胁到医生权威。尽管当时尚无药物处方的要求，但美国医学会希望患者寻求医生的建议来选择合乎伦理的药物。

然而，威利经常被低估，并一再令人出乎意料。他是印第安纳州自学成才的农民普雷斯顿·威利的儿子，对宗教满怀虔诚之心。普雷斯顿·威利是19世纪基督教复兴运动中的福音派传教士，也是小镇上仅有的一所学校的校长。威利的母亲露辛达在农场工作，还要照顾七个孩子，所有孩子都是在他们家小木屋的泥地上出生的（他们没有自来水、没有暖气，也没有厕所）。威利作为拥有爱尔兰和苏格兰血统的第二代美国人，其父母在肯特郡外的农田里辛勤劳作。极为单调的艰苦生活，使威利的许多邻居徘徊在绝望的边缘。

威利成长的家庭环境是这样的：只要他沉迷于“魔鬼的诡计”，例如与其他孩子玩耍、唱歌、跳舞或庆祝节日，就会被木棍体罚。他的父母希望他在18岁时接管家庭农场。但令他们惊讶的是，威利通过了大学考试，并获得了奖学金。26岁时，威利获得了医学学位，并以几乎全班第一的成绩毕业于印第安纳大学医学院。到哈佛大学学习化学专业时，他潜心研究新兴的食品营养科学以及食品添加剂和防腐剂安全问题。在冷藏技术普及之前，随着越来越多的加工食品需要长途运输，生产商需要不断测试新的防腐剂。食品行业聘请化学家来延长易腐烂食品在运输中的保质期，并寻找能去除异味、增加食品色泽的化学物质（如用红铅加工牛肉，用铬酸铅给芥末染色，用砷给蔬菜染色）。很少有科学家研究这些新方法中潜在的危险。

威利以提倡纯净食物而闻名。他在《科普月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强调了美国食品供应链中的潜在风险。1883年，威利成为农业部化学部门主管时，该部门只有6名员工和40000美元的预算。这似乎是一个不太可能发起一场成功的纯净食品运动或驯服不受监管的制药业的地方。

农业部化学部门在人力和财力上存在不足，威利只能通过组织活动来赢得公众关注。他在美国国会委员会的文字记录和证词中宣传其议程。威利走遍美国，前往几十个妇女俱乐部和社会组织，发表言辞激烈的演讲，警告食品掺假的危害。在这些活动中，威利似乎更像是一位传教士，而非科学家。到达华盛顿时，那些对他不屑一顾的政客和游说者意识到，他那夸张的风格对于追求他所说的“深入且详尽地调查食品掺假和虚假宣传”是一个极佳的补充。

四年后，威利和农业部化学部门发表了一系列报告中的第一卷，标题为《食品与掺假者》。最早的关注重点是乳制品的安全风险。在被检测的样本中，有一半被水稀释的牛奶添加了白垩，牛奶中满是细菌；市场上所售的黄油，大部分不含乳制品。在接下来的五年里，威利及其化学家小组又发布了九份报告。这一次的发现是：几乎90%的研磨咖啡掺有锯末甚至泥土；“防腐牛肉”装在锡罐里出售，里面含有铅，牛肉泡在气味刺鼻的甲醛溶液中。当内布拉斯加州和印第安纳州的儿童死于受污染的牛奶后，人们异常愤怒。一些乳制品厂使用甲醛制作防腐牛奶，并出售给孤儿院。

威利的报告是一个里程碑，这是美国联邦政府对食品供应中潜在健康风险进行的首次深入调查。跟风的新闻报道赋予他“为公众利益而战的廉洁斗士”这一名声。《华盛顿时报》堪称代表：“威利接受了一群贪婪的寄生虫的挑战，这些寄生虫通过向公众出售掺假食品来赚取巨额财富，威利决心镇压它们的邪恶行为。”媒体的关注巩固了威利作为“纯净食品人”的公众形象，他是一个孤独的政府改革家，反对将利润置于安全之上的强大特殊利益集团。威利意识到其声望为扩大其影响力提供了机会。在任职期间，农业部长将化学部门升级为化学局，赋予威利更多自主权。农业部化学局从6名员工发展到600多名员工，预算也增加了20倍。1902年，新命名的化学局拥有了自己的办公大楼，而威利则将其作为私人领地使用。

同年，威利说服国会拨款5000美元，研究普通食品防腐剂和着色剂的潜在健康风险。他认为不能将研究结果隐藏在一些鲜少公之于众的官方报告中，任其在化学局的书架上积满灰尘，他决定进行一项引人注目的研究。依靠《但以理书》的灵感，威利决定不以动物，而是以人为实验对象。他创建了一个由12人组成的“卫生餐桌实验”。这些志愿者包括一名科学家、一名高中军官训练团前学员以及一名耶鲁大学短跑运动员，他们要么是化学局的员工，要么是乔治城大学医学院的学生，他们可以获得免费食宿。在威利开展实验之前，工作人员都会对他们进行甄选，看他们是否有良好的道德品质，是否很少或从不饮酒，是否远离药物依赖等。他后来指出：“我希望年轻、健壮的志愿者，能最大限度地抵抗掺假食品的有害影响。”招募进来的人承诺至少待一年，如果实验证明有害或致命，他们放弃起诉政府的一切权利。

威利在化学局的地下室里建了一个厨房和餐厅。他购买所有的食品和饮料，每天为12名志愿者提供三餐，他们全部穿着正装享用晚餐。一名厨师（自称曾是巴伐利亚女王的私人厨师）为这些人准备餐食，饭菜中稳步增加威利怀疑有毒的防腐剂和着色剂。

饭前威利记录每个人的体温和脉搏，定期检查体重，并收集尿液和粪便样本。他允许一些知名报纸和杂志的记者来观察实验。随后的报道轰动一时：“‘体格健壮的年轻人’是‘科学的殉道者’”，他们乐意吃“戴眼镜的科学家”提供的潜在致命食物。志愿者们奉行的座右铭是“只有勇敢的人才敢吃这种食物”。一位《华盛顿邮报》记者给该项目起了个名字：“试毒小组”。危险因素完全吸引了公众。威利担心，这种公共狂热可能会使科学界倾向于忽视其实验的严肃性。

“试毒小组”远不只是世纪之交一场热闹的真人秀。几年来令人震惊的结果证实了威利对美国食品供应中潜在隐患的最大担忧。越来越多的疾病困扰着志愿者。硼砂和水杨酸等防腐剂引起头痛和消化问题；用于延长乳制品保质期的甲醛，导致志愿者体重减轻、失眠和肾脏受损；苯甲酸钠引起严重的胃灼热和血管损伤；使果蔬罐头色泽鲜亮的硫酸铜（俗名“蓝矾”），导致呕吐和肝损伤；亚硫酸盐作为一种防腐剂，用在葡萄酒、糖蜜和腌制肉中，使人感到头晕和头痛。从1904年开始，威利发布了题为《食品防腐剂和人造色素对消化与健康的影响》的报告，这是其五份报告中的第一份。可以说，这份长达1000页的报告就是一份起诉书。

1905年，一名虚弱的志愿者死于肺结核，此后威利开始逐渐淡出公众视野。然而，那时“试毒小组”已在美国医学史上赢得了近乎神话般的地位。威利知道，这将重新激发他对联邦《纯净食品和药品法》的追求。

（本文摘自杰拉尔德·波斯纳著《嗜血制药》，中信出版集团，2024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