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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前期，活跃于中国南方沿海的一批来华西人，有不少都成为“历史人物”，在各种不同的语境下进入历史叙述。

19世纪前期，活跃于中国南方沿海的一批来华西人，有不少都成为“历史人物”，在各种不同的语境下进入历史叙述。这是因为，鸦片战争前夜的这一区域乃是世界地理和历史的十字路口，于此，他们所秉赋的西方文明在历史的关键节点与中国文明相遇，在当时就引发了改变历史走向的诸多事变，其涟漪则荡漾至今。这些人的事业和生活因此很自然地被编织进入大时代叙事，获得普通人难以企及的身后之名。但宏大叙事往往会将那些生动而丰富的细节湮没，而历史人物的个性也因之在不同程度上被忽略。本书研究的郭实猎即是这样一个历史人物。而李骛哲这本著作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从丰富的细节重建其事业和生活的实态，其个性也藉此得到成功的描摹。

郭实猎还在世的时候，就成为西方和中国的作者在不同背景下进行记叙和探询的对象，他的种种传奇性经历也不断引起各种争议。在他死后，有关他的评论和研究迄未间断。年轻的研究者因此可以从较好的基础出发加以深化和拓展，但挑战在于，郭实猎的生平史实大致都已得到叙述，而相关的学术问题似乎大多已被讨论，故需要在探询研究空间方面耗费心力。李骛哲选择郭实猎为其博士论文研究对象，当然是因为看到既往研究作品所存在的欠缺或不足，但通过全面阅读和仔细酌核以确定其研究的范围和方法，其中的难度仍不容低估。我不知道他是否产生过很多人在类似状况下都会有的犹疑和彷徨，但可以想象，作此决定需要相当大的勇气。

本书并没有写成一部以铺陈史实为主的人物传记。但作者对每一个选定的专题都进行了深入的专门讨论，合起来则可以展现郭实猎不平凡的一生。对本书各章所研究的专题，学界同仁似乎都有所知，但对这些章节涉及的很多具体史实，则未必都了解，本书则在翔实的史料基础上提供了比以往论著都完整的叙述。例如，很多读者都只是略知郭实猎早期在南洋和暹罗的传教生涯，而本书很具体地描述了他在这些地区的具体作为，他所经历的事业转折与情感变化，为理解大家相对熟悉的他在中国的活动提供了很清晰的背景。本来受命在南洋传教的郭实猎，他的兴趣是如何转向对华传教？本书第三章就提供了颇具说服力的说明。参与鸦片走私是郭实猎这个传教士一生无法洗脱的污点。作者没有回避这个问题，相反，他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细致的讨论，也对传教士群体与鸦片商人的关系进行了更广泛的观察。本书第五、六、七三章都涉及这一问题。郭实猎之外，其他传教士的活动也得到鸦片商人的资助。由于这些商人同时进行合法的进出口贸易，所以不能断定传教士进行文化活动的经济来源均为鸦片贸易所得，但相互之间的关联的确是无法辩解的。虽然我对作者关于传教士与鸦片问题的某些评论不一定都同意，但很欣赏他力图为在复杂背景下理解这一问题多重特征所进行的努力。本书第六章对郭实猎在鸦片战争前后中西关系转变的脉络中扮演的角色，也进行了更细致的探讨，触及到过往或无意或有意被忽略的一些问题。郭实猎以其大胆粗放的作风，留下了不少在西方赢得喝彩的传奇故事，但他最终败给了自己的阵营。汉会的故事终结了他的传奇，因此也引起历代研究者的极大兴趣。本书作者同意长期以来学界关于这个郭实猎一手创建和扶植的本土传教组织的一些观点，但在其运作模式等方面则进行了更深入的挖掘，所述也更全面。其中，关于韩山明在汉会中的角色，及其在这一曲折事件中所起的作用的分析，就是一项很明显的推进。本书各章在相关专题上都取得明显进展。各章主题相对独立，但在“郭实猎与‘开放中国’”这一主题之下，都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使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人物，更深入地理解那个时代。

李骛哲在研究中运用史料以复原史实的工作做得很扎实，在解读文献和分析问题上堪称细致、严谨，这也反映多年的严格训练所造就的学术功底。本书在方法上还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一是运用了人格和心理分析的方法。李骛哲从“虔信宗信仰”、“浪漫主义”等方面描叙郭实猎的性格特征，并判定他是一位“自恋型人格障碍患者”。全书在多个关键性环节，以郭实猎的性格或人格特征来解释他的言行，形成本书的一大特色。性格和人格分析在人物研究方面，早已有很多运用的实例。但也应该看到，在一部史学作品中将其当作一种基本分析方法，本书还是进行了出色的尝试。二是在图像史料的运用方面做出了很好的示范。时下有一种说法叫作“图像证史”，我以为此说可议。因为图像史料的作用如果只是“证”史，那不过是在文字史料之外增添一种证据而已。但实际上，图像史料不仅能带给我们一种新的证据（尽管这也很重要），而且能带来不同于文字史料的视野和更为直观和立体的信息，能够在研究上别开生面，丰富我们对史事认知的广度和深度。本书最后一章题为《图像中的郭实猎》，通过对多幅郭实猎画像以及照片的分析，为进一步理解这个人物的性格、言行和内心世界提供了不可替代的信息，因而也为进一步阐释郭实猎和他的时代提供了又一种路径。

如今，对新一代学者来说，运用多语种史料研治近代中外关系史，已渐成常规。但与那些较易获得的“大块史料”不同，有关郭实猎的资料分散在德国、荷兰、英国等多个国家的许多机构，李骛哲在欧洲各地寻访、收集郭实猎研究文献，可以想见，他在各方面都需要付出很大精力。从事博士论文研究期间，他就和我数次分享过他在文献上的发现。这些资料，构成他撰写本书的主要基础。本书由此出发，得以对郭实猎的生平事业和相关事件进行全面论述和深入阐述。还值得一提的是，李骛哲也尽力发掘和运用有关的中文史料。尽管关于郭实猎的第一手中文资料很少，而且未必都可信，但认真加以辨析、利用，也有助于对相关问题的讨论和分析。本书第七章征引中国档案文献、时人著述、地方志等资料，在分析郭实猎在鸦片战争过程中的行为时，与西文资料互证，所得结论便更有说服力。

即使本书以郭实猎这个具体人物为研究对象，也很难面面俱到。本书讨论了关于郭实猎的大部分史实。但在去世之前若干年，郭实猎的一个重要身份是香港英国当局的中文秘书。在那个时代，这个职位要处理大量政务，是港英官方的重要角色。对于这个方面，有关研究一向很少，本书亦未予梳理和论述，可能作者自有考虑。此外，郭实猎作为一个传教士，留下了众多中、西文宗教作品和其他作品，也一直为研究者所关注。但如同他的各种现实活动，他的这些作品也有待于深入分析。这些问题，期待李骛哲在后续的研究中予以重视。

（本文系《郭实猎与“开放中国”》一书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