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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降，大量中国古代书画以涌入东瀛，被称为“新渡”或“新舶载”，与日本原有的“古渡”藏品相互激荡，在收藏、展览、出版、研究领域掀起波澜。

近代以降，大量中国古代书画以涌入东瀛，被称为“新渡”或“新舶载”，与日本原有的“古渡”藏品相互激荡，在收藏、展览、出版、研究领域掀起波澜。近日，由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书画在日本的流播研究（1880—1945）》（苏浩、邱吉著）一书，便深入研究了这段复杂的历史进程，也深入探讨了日本在收藏中国古代书画过程中所体现的文化身份焦虑。

近现代中国书画传入日本的历史进程呈现出复杂的社会背景与历史轨迹。辛亥革命后，政局动荡，中国书画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流入东瀛。彼时恰逢日本经济腾飞，在中日藏家的共同推动下，新兴富豪群体积极投身于中国书画收藏，逐步形成关东、关西两大收藏中心。此时流入日本的中国书画，被称为“新渡”或“新舶载”，与日本原有的“古渡”相互补充，填补了日本收藏体系的空白。文物流动与学术研究相互促进，大量藏品的涌入激发了日本学界的广泛讨论与研究，相关专著纷纷问世，其中的经典著作多有译介回国，又反过来对中国美术史的书写产生了深远影响。

有关近现代中国书画在日本的流播，日本学界已有丰富研究成果，而中国学人或因资料获取不易、或因语言限制而鲜少涉足。然而，无论是资料甄别，还是研究立场与历史叙事，都需要中国本土学人的参与，以中国学者的研究范式书写中国文物散佚史，唯有如此，方能确保学术视角的完整性。苏浩和邱吉所著的《中国古代书画在日本的流播研究（1880—1945）》以1880年左右中日通航为起点，至1945年日本战败为止，系统考察这一时期内“新渡”中国书画在日本的流转、鉴藏、展览、出版与研究状况，并深入分析其产生的影响。该书聚焦关键人物与机构，大量披露了现藏于日本的珍贵史料，包括中日两国藏家的信件、展览目录、杂志文章等，通过深入解读一手材料，展现了近现代中国书画在日本的流播，并深入分析了这一现象背后的文化和社会因素。

本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中国古代书画的东传与中日藏家网络”以藏家视角切入，分设四章，选取端方、罗振玉、中村不折、山本竟山四位具有代表性的中日鉴藏者进行个案研究，旨在梳理“新渡”书画东传与日本收藏圈的形成过程。在选取的两位中国藏家中，端方尤为值得关注。他既是清末高官，又是书画收藏家，曾慷慨展示私人藏品，以此为契机与日本政界（如犬养毅）及学界（如内藤湖南、泷精一）展开“书画外交”，这一行动无意中为日本书画市场提供了“收藏指南”。尽管端方反对文物流失海外，但在他去世以后，其藏品仍成为日本书画市场的追逐对象，辗转售入日本。罗振玉则更为积极地推动了中日书画交流，他不仅将自藏寄往日本展览并出售，更与王国维一道，作为中间人积极斡旋中日藏家间的藏品交易，对近现代日本收藏中国书画数量的激增及市场的形成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端方与罗振玉旧藏的东传，不仅掀起了日本中国书画收藏的热潮，亦极大地推动了相关研究的展开。在日本藏家部分，本书分别选取了来自日本关东与关西地区的两位代表性藏家：中村不折与山本竟山。他们均曾赴华搜藏书画碑帖，并积极创建书学研究团体，对藏品进行深入研究与评述，展现出艺术家、学者与收藏家的多重身份。在藏品来源方面，二人则有所区别：中村不折的收藏，主要得益于日本古董中介如田中文求堂的协助；而山本竟山的收藏则更多地建立在与古董商及中日文人构建的广泛收藏网络之上。在这一网络中，山本竟山既是中国文人（如杨守敬、罗振玉）旧藏的积极购藏者，又为日本财阀（如三井高坚）担任代购与鉴定顾问。

图1 罗振玉致内藤湖南书信 关西大学藏

图2 颜真卿《自书告身帖》（局部） 中村不折1930年购得 台东区书道博物馆藏

图3 山本竟山所收部分中国文人名片 关西大学藏

下编“中国古代书画的传统展览与知识生产”视野更为宏阔，将中国书画在日本的流传置于更为广阔的政治史与社会史背景下进行考察。第五、六章聚焦于“展览”这一主题，深入剖析了1913年大正东京·京都兰亭会、1913年京都和汉法书展览会、1922年赤壁会等一系列重要展览的举办情况，指出这些展览不仅展示了大量珍贵的中国书法碑帖，促进了中日书法交流，更推动了日本书坛的发展。第七、八章则转向“出版”领域，第七章梳理了博文堂运用珂罗版技术影印出版的中国书画作品，深入探讨了这一近代新技术如何提升了书画复制的精度与流通效率，从而改变了书画传播的模式。第八章分析了《书苑》《书菀》等日本书学杂志所刊载的中国书法碑帖图版及书论文章，揭示了学术期刊在知识生产与艺术观念形塑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第九章将研究重心置于“研究”层面，系统地梳理了20世纪日本艺术史界关于中国书画研究的范式构建，并对其学术价值、影响及局限性进行剖析。例如，大村西崖、小鹿青云、中村不折、樋口铜牛等人撰写了中国绘画和书法通史，奠定了学科基础；泷精一、内藤湖南等人则将研究视角从史实考证转向理论探讨，推动了研究的深入；青木正儿、金原省吾等人对中国书画进行了深入的个案研究。这些具有开创性的研究著作经过近代译介，对中国学者的书画研究亦产生了直接的启发和深远的影响。

图4 京都兰亭会纪念明信片（部分） 京都国立博物馆藏

图5 《书苑》《书菀》杂志书影

图6 长尾雨山《中国书画话》书影

本书附录亦有丰富内容，附录一“近现代流入日本之中国古代书画汇编”系统地整理了东日本和西日本地区近3000件“新渡”藏品的资料，不仅对两地藏家的身份、收藏兴趣和收藏活动进行了简要介绍，更详列了所有藏品的清单及其现收藏地；附录二“流入艺术市场/博物馆部分藏品一览”选择部分重要藏品，列出其原日本藏家、时代、作者、名称、材质、尺寸等信息，并简要说明其入拍情况和现藏地；附录三“21世纪日本的中国绘画史研究——以山水画为中心”梳理近20年日本学界山水画研究的四个方向，为中国学界提供“他者”视角的参照。三篇附录对流入日本的书画进行了详尽的资料收集和清晰的体例编排，既构成了一个系统的汇编，也提供了相关研究的综述，兼具工具性与文献性，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图7 牧溪《远浦归帆图》卷（潇湘八景之一） 京都国立博物馆藏

苏浩、邱吉合著的《中国古代书画在日本的流播研究（1880—1945）》亮点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该书披露、解读了大量日文原始材料，特别是关西大学收藏的中日文人信札等，极大地补充了国内学界在相关领域的叙事空白，为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证据。其次，作者以扎实的史料考据和细致入微的案例分析为基础，系统地梳理了中国古代书画东传日本的复杂历程。研究不仅聚焦于关键人物与机构，更将视野扩展至出版史、社会史领域，构建了作品流入日本后形成的出版、展览、研究三位一体的递藏网络，体现了跨学科研究的创新性。最后，该书更进一步，以艺术为棱镜，折射出近代东亚文化权力的变迁，深入探讨了日本在收藏中国书画过程中所体现的文化身份焦虑。总而言之，该书不仅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和深入的分析，更有助于进一步理解近现代中国书画流入日本的历史与现状。

注：本文作者单位为故宫博物院，原文标题为《近现代时期中国书画的流转与鉴藏——评《中国古代书画在日本的流播研究（1880—19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