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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学术和政治三重框架下的“汉末之变”
历史作家刘三解此前凭借《秦砖》《汉瓦》深刻剖析 “制度性的残暴”，在历史研究领域获得关注，最新推出的《汉末之变》是其“魏阙”系列首部作品。
历史作家刘三解此前凭借《秦砖》《汉瓦》深刻剖析 “制度性的残暴”，在历史研究领域获得关注，最新推出的《汉末之变》是其“魏阙”系列首部作品。
《汉末之变》聚焦初平三年前的曹操与董卓，围绕“曹操如何发迹”“董卓又因何死亡”两大历史疑点，剖析这两位权臣的复杂形象。为满足不同读者需求，刘三解从大众、学术、政治三重维度辨析历史，如纠正“董卓篡位”的误解，探讨曹操起兵时间、青州黄巾数量等学术争议问题。
近日，“正史的未尽之处，王朝的真正密码：《汉末之变》新书发布会”举办。本书作者刘三解与历史畅销书作家谌旭彬、青年作家大生刘蟾进行了分享。
“正史的未尽之处，王朝的真正密码：《汉末之变》新书发布会”现场
写“魏史之缺”
之所以在《秦砖》《汉瓦》之后谈“魏阙”，意思是“魏史之缺”。刘三解认为，三国史研究长期存在重溯源、轻流变的问题，多以魏晋南北朝文献回溯三国时代，对东汉向三国制度的演变挖掘不足。实际上，三国英雄活跃的汉末三十六年，虽在《三国演义》中浓墨重彩，但无论是小说还是史书记载，都存在诸多破绽与矛盾。?
《汉末之变》是“魏阙”系列的第一本，主要讲的是初平三年之前的曹操和董卓。选择初平三年作为截止时间是因为董卓在这一年被刺杀了。“初平三年之前，曹操刚刚崭露头角，还没有成为历史上举足轻重的角色，董卓进京之后，成为了东汉朝廷的实际掌权者，引发了一系列大家熟悉的历史大事件，比如迁都、十八路诸侯讨董卓等等。”刘三解谈道。
曹操和董卓是本书要讨论的主要人物。刘三解以《汉末之变》中董卓的形象来分析，“董卓还是一个浑蛋，我没有在《汉末之变》里为董卓翻案。我们思考一个问题，董卓是怎么发迹的，他进京之后，是怎么控制住朝廷的。董卓到洛阳的时候不是像《三国演义》讲的带了四十万大军，他实际上只带了五千人，那他是怎么成功的呢，一定不是靠军事手段，而是靠政治手段。具体来说，一是拉拢，靠近党人，比如王允，两人前期配合非常好。二是让利，董卓对下属非常大方，不独占赏赐。他凭借这两点斗倒了袁隗，成功把持了东汉朝廷。”
《汉末之变》书封
历史认知的三重框架
1974年，社会学家欧文·戈尔曼在《框架分析：经验组织论》中提出了“框架”的概念，其核心观点是，人们通过“框架”这一心理基模，对复杂的社会现实进行筛选、分类和解释，从而形成对事件或现象的认知与行动策略。
刘三解谈道，社会事件原本混乱无序，人的认识能力却是有限的，正是框架的存在使得人们能够定位、感知、辨识和标识社会事件与信息。说得更白一些，就是“事件不会自己说话，要从它们本身所嵌入的框架中呈现意义。”
《汉末之变》的书写就包含了大众的、学术的、政治的三重“框架”：大众对于三国的认知，基于《三国演义》及周边的文本、影像经验，建构的一重认知框架，并由此理解的“三国”；学者对于三国的认知，基于《三国志》及裴注、《后汉书》《资治通鉴》《后汉纪》等文本历史书写，建构的一重认知框架。
上述两重框架的前提，则是汉魏禅代之际，曹魏三祖（曹操、曹丕、曹叡）作为现实政治解释的主宰者，建构的叙事框架，与散落在敌国和士林的、不同面相的大事记忆，经过长时间的互动发酵后，形成的一重认知框架，它在当时既是历史，又是现实。
这种框架是我们在读历史时不可忽视的。在《汉末之变》中，对于大众的认知，主要通过一些基本事实的辨析，作出回应，比如董卓没有篡位行动的问题；对于学术的认知，主要通过提出记载之间的矛盾，如曹操起兵时间问题，或是文本与常识之间的冲突，如130万青州黄巾的吃饭问题，或是对史料的补充解读，如董卓弟弟担任外戚官职，要求“重审”这些问题；对于政治的认知，却是最难的，很大程度上，只能依赖有限的史料，作出合理推测。
《汉末之变》书影
以人之常情理解史料
刘三解强调，书中提出的颠覆性观点并非为历史人物翻案，而是基于对史料问题的发现，提出更合理的历史可能性。大生刘蟾也认为：“很多时候我们获取知识的视角和方法比知识本身更重要。如果仅从单一角度、片面信息去理解历史，很容易陷入认知偏差。”
谌旭彬表示：“人文学科不同于理工科，有着明确的正误之分。人文学科大家都可以表达，从太史公乃至更早的时候，这种独立于价值判断之外的历史叙述就不存在。但是历史写作有几个原则。首先要基于史料，不能是天马行空或虚构的；其次要基于常识，千百年来世事变化，但人性是共通的；最后需要专业训练，面对同样的史料，受没受过专业训练，解读是不一样的。”
虽然是同样一份史料，但是放在不同的位置，对于其解读也可能天差地别，谌旭彬谈道，自己写作的原则就是不轻易否定史料，但要把史料放到恰当的位置。“比如谋士郭嘉为鼓励曹操而写的‘十胜十败论’，以人之常情去理解，它显然应该出自宣传口径，而不是正式的军事会议。”
刘三解认为，写史的人的基本原则是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史料中有些东西被放大了，有些东西被隐藏了，但史官的基本操守是有的。我们对待史料的态度首先应该是与人为善，即使发现有难解之处，也应该认为写史书的人不是故意在撒谎，要思考不合理的叙事出现的原因。其次如果有两个史料是绝对矛盾的，就一定要去考证。
谌旭彬谈道，有人认为写历史的人一定要站在客观的立场，只讲事实。其实，从太史公乃至更早的时候，这种独立于价值判断之外的历史叙述就不存在。《史记》中汉文帝的本纪记录的都是他的善政、汉武帝本纪都是政治措施的不良影响，之所以这么写，是因为司马迁要通过汉文帝和汉武帝本纪的强烈对比，来表达他认为的善政是什么样子。
《汉末之变》内页
1 星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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