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醇亲王对于这些恩荣和自己的处境，是个什么样的心情呢？

我在醇王府里看见过祖父留下不少亲笔写的格言家训，有对联，有条幅，挂在各个儿孙的房中。有一副对联是：“福禄重重增福禄，恩光辈辈受恩光”。当时从这一条上看，觉得祖父似乎是心满意足的。但我现在却另有一种看法，甚至连前面说到的那个看戏训子的举动，我看都是另有用意。

如果说，二十一岁的醇郡王缺乏阅历，对于难于见面的懿贵妃是无从了解的话，那么，经历了同治朝十三年的醇亲王，就该对于当了太后的姻姊有了足够见识了。特别是关于同治帝后之死，醇亲王身为宗室亲贵，必定是比外人知之尤详、感之尤深的。

在野史和演义里，同治是因得花柳病不治而死，据我听说，同治是死于天花（翁同龢的日记也有记载）。天花虽非必死之症，但同治在天花病中受到了过度的刺激，因此发生“痘内陷”的病变，抢救无术而死。事情经过是这样：有一天，同治的皇后去养心殿探病，在同治床前说起了婆婆又为了什么事责骂了她，失声哭泣。同治劝她忍受着，说将来会有出头的日子。不料这些话都被慈禧听了去。原来慈禧早已不喜欢这个儿媳，对儿子和媳妇早设下了监视的耳目。这天她听说皇后去探视同治，就亲自来到养心殿东暖阁外，偷听儿子和媳妇的谈话。这对小夫妻万没料到几句私房话竟闯下滔天大祸，只见慈禧怒气冲冲地闯了进来，一把抓住皇后的头发，举手就打，并且叫内廷准备棍杖伺候。同治目睹这幕惨剧，立刻昏厥过去。虽然慈禧因此没有对皇后用刑，可是把同治病危责任全部安到皇后的头上。同治死后，慈禧下令不许送饭给皇后吃，两个月后，皇后也死了。皇后死后，慈禧的怒气不消，把皇后的父亲崇绮的侍郎也革掉了。第二年，有个多事的御史上了一个奏折，说外边传说很多，有说皇后死于悲病过度，有说死于绝粟，总之，节烈如此，应当表彰，赐以美谥云云。结果皇后的谥法没有争到，这位御史把自己的官也丢了。

在同治死前，慈禧同治母子不和已是一件公开的秘密。我在故宫时就听到老太监说过，同治给东太后请安，有时还留下说一会儿话，但在自己亲生母亲那里就不同了，不请安不去，请完安待的时间也长不了。老太监说这些事的时候当然不敢加以分析，但我相信在当时的真相也是瞒不过人的。同治亲政时，慈禧在朝中的亲信羽翼早已形成，东太后又一向不大问事，皇帝办起事来如果不先问问西太后，就根本行不通。这就是母子不和的真正原因。慈禧舍不得丢开到手的任何权力，只要可能，她还要把它扩大到可能达到的任何程度。对她说来，所谓三纲五常、祖宗法制只能用来适应自己，绝不能叫它束缚自己。为了保持住自己的权威和尊严，什么亲血骨肉、外戚内臣，一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同治帝后之死，可以说是慈禧在八个顾命王大臣事件之后进一步暴露了她的内心。我祖父如果不是看得很清楚，他绝不会一听说叫儿子去当皇帝就吓得魂不附体。参加了那次御前会议的翁同龢在日记里写过，当慈禧一向王公大臣宣布立载湉为嗣，我祖父立即“碰头痛哭，昏迷伏地，掖之不能起……”

按照祖制，皇帝无嗣就该从近支晚辈里选立皇太子。载淳死后，自然要选一个溥字辈的，但是那样一来，慈禧就成了太皇太后，再去垂帘听政就不成了。因此她不给儿子立嗣，却把外甥载湉要去做儿子。当时有个叫吴可读的御史，以“尸谏”为同治争嗣，也没有改变她的主意，只不过许了一个愿，说新皇帝得了儿子，就过继给同治。当时一位侍读学士的后人，也是我家一位世交，给我转述过那次御前会议情形，说那天东太后没在场，只有西太后一人，对那些跪着的王公大臣们说：“我们姐儿俩全商议好了，挑个年岁大点儿的，我们姐儿俩也不愿意。”连唯一能克制她一点的东太后也没出来表示意见，别人自然明白，无论是“尸谏”，还是痛哭昏迷，都已是无用的了。

从那儿以后，在我祖父的履历上，就出现了很有趣的记载。一方面是慈禧屡赐恩荣，一方面是祖父屡次的辞谢。光绪入宫的那年，他把一切官职都辞掉了。王爵的世袭罔替的恩典是辞了多少次才接受的。这以后几年，他的唯一差事是照料皇帝读书，于是慈禧又赏了他“亲王双俸”，“紫禁城内乘坐四人轿”。后来恭亲王失宠，革掉了议政王，慈禧太后命军机大臣们今后凡有重大政务要先和醇亲王商议，这等于给了他比过去更高的职务。按例，男子结婚便算成年，光绪结了婚，太后理应要归政，这本是慈禧不情愿的事，就在光绪大婚之前，由奕带头向太后叩请继续“训政”。清朝创建新式的海军，奕接受了这个重任，海军初成之后，他要代表太后去海上检阅，偏要拉着一位太监同去，因为这位李莲英大总管是太后的心腹之人。太后赐他夫妇坐杏黄轿，他一次没敢坐进去。最有意思的是，他在光绪二年写了一个奏折，控告一个还没有对象的被告，说是将来可能有人由于他的身份，要援引明朝的某些例，想给他加上什么尊崇，如果有这样的事，就该把倡议人视为小人。他还要求把这奏折存在宫里，以便对付未来的那种小人。过了十几年之后，果然有个吴大澂被他说中了，太后也果然拿出他的奏折来训斥了吴大澂。有人猜测这个奏折是在太后的授意下由我祖父补写的。如果这个猜测属实的话，那么，给我祖父造成的心情就更糟糕了。

毫无疑问，自从光绪入宫以后，我祖父对于他那位姻姊的性格会有更多的了解。在光绪年间，她的脾气更加喜怒无常，光是太监也不知杖毙了多少。有一个陪她下棋的太监，不过说了一句“奴才杀老祖宗的这只马”，她立刻大怒道：“我杀你一家子！”就叫人把这个太监拉了出去活活打死了。慈禧很爱惜自己的头发，给她梳头的某太监有一次在篦子上找到一根头发，不由得心里发慌，想悄悄把这根头发藏起来，不料被慈禧从镜子里看到了，问他干什么，他越是心慌越回答不上来，这也惹恼了慈禧，一声令下，这位太监也是立毙杖下。掌嘴、打屁股，这几乎是家常便饭。伺候过慈禧的太监都说过，除了李莲英之外，谁轮着在老佛爷的跟前站班，谁就提心吊胆。慈禧年岁渐老，有了颜面肌抽搐的毛病，她最不愿意人家看见。有个太监大概是多瞧了一眼，她立刻问：“你瞧什么？”太监没答上来，就挨了几十大板。别的太监知道了，站班时老是不敢抬头，她又火了：“你低头干什么？”这太监无法回答，于是也挨了几十大板。还有一回，慈禧问一个太监天气怎么样，这个乡音未变的太监说：“今儿个天气生冷生冷的。”慈禧对这个“生冷生冷”听着不顺耳，也叫人给这太监一顿板子。除了太监，宫女也常挨打。

奴仆挨打以至杖毙，在北京王府里也不算什么稀奇事，也许这类事情并不足以刺激醇亲王。如果这都不算，那么，光绪七年的关于东太后的暴卒，对醇亲王就不是一件平常事了。我听到的各种传说内容都是差不多的，说咸丰去世前就担着心，恐怕载淳即位后，野心勃勃的懿贵妃做了太后，会恃尊跋扈，那时皇后必然应付不了她，因此特意给皇后留下一道朱谕，准备在必要时，用以克制。生于侯门而毫无社会阅历的慈安，有一次无意中把这件事向慈禧泄露出来，慈禧便下尽工夫向慈安讨好，慈安竟被她哄弄得十分相信，终于拿她当好人，当她的面烧掉了咸丰的遗诏。过了不久，东太后就暴卒宫中，有的说是吃了慈禧送去的点心，有的说是喝了慈禧给慈安亲手做的什么汤。这个传说如果确实，在醇亲王的心中，慈禧的可怕就不仅是她的已表现出来的性格，而是这种性格今后要更加肆无忌惮地发展。无论如何，这是一个肯定的事实：我祖父后半世的表现，更加谨小慎微、兢兢业业，把取信讨好慈禧，看做是他的唯一的本分。例如他负责建设海军的时候（那位著名的李鸿章，是会办大臣），为了让太后有个玩的地方，便将海军经费挪出来修建颐和园。颐和园修建工程最紧张的阶段，正值直隶省和京师遭受特大水灾，这时的醇亲王一声不响，御史吴兆泰因为怕激起灾民出事，建议暂时停工，立刻被夺了官，“交部议处”，这都是《东华录》上有案可查的。我祖父真是为西太后尽忠一世，他逝世那年（农历一八九〇年）也正好颐和园完工。但他死后不久，他首创的所谓海军也就惨败于甲午之役。花了几千万两白银所建造的船只，除了颐和园的那个石舫，大概也没剩下别的了。

真正支配我祖父言行的思想，我看到一条家训中露出了一点：“财也大，产也大，后来子孙祸也大；若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多胆也大，天样大事都不怕，不丧身家不肯罢。”问题不在钱财，而是怕招灾惹祸。他用“退省斋”给新盖的书斋命名，在书斋里条案正中摆着的“欹器”（一种铜器，水半满则器平衡，水全满则倾斜而水溢出）上刻着“满招损谦受益”的铭言，他把自己正房命名为“思谦堂”，等等，无一不带着自我表白的心理痕迹（这种心理更特别反映在他的演戏活动上。当时满族贵族世家普遍有在家里自己演戏的风尚。我祖父晚年自己爱演的是郭子仪的戏，有一出是《卸甲封王》。元戎郭子仪晚年位极人臣，享尽荣华富贵，但是我怀疑他的心理和我祖父有相通之处，我认为与其说他“卸甲”交兵权是出于忠心，倒不如说是出于避嫌疑。这出《卸甲封王》我没看过，但从《打金枝》这出戏里却进一步认识了祖父所欣赏的人物。郭子仪的儿子因为公主媳妇拿架子，不给公公拜寿，打了她一下，公主一气跑到娘家找皇帝告状去了。驸马倒不在乎，可是公公吓坏了，忙把儿子绑了去请罪，这位位极人臣的王爷的胆小的心理，我想是和祖父相似的。他如此愿意扮演这类人物，如果不是一种有意的迂回表白，至少也是某种郭子仪的心理反映，虽然，他并无郭子仪的功劳和本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