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欧洲人民会在中国——在中国的文明里找到它。中国文明中的这种使军国主义失去必要性的道德力量，便是“良民宗教”。可是，人们会问我：“在中国不也存在战争吗？”的确，在中国也存在战争，不过自从两千五百年以前孔子的时代开始，我们中国人就没有产生过像今天在欧洲所看到的那种军国主义了。在中国，战争是一种意外；可是在欧洲，战争则是一种必需。我们中国人是会打仗的，但是我们并不生活在对战争的持续期待之中。实际上，在我看来，欧洲国家最不能让人容忍的，并不在于战争，而在于他们每个人总担心邻居一旦强大到一定程度，就要抢夺和谋害自己，因此他不得不武装起来或者雇用武装警察来保护自己。这样，压在欧洲人民心头的便不是偶然的战争，而是不断地武装自己的需要，一种必须利用物质力量来保护自己的绝对的需要。

但是，在中国，因为我们有良民宗教，所以并不感到有用物质力量来保护自身的必要。我们极少诉诸警察与国家的物质力量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在中国，一个人受到他邻居的正义感之保护，受到他同胞出于道德义务感的自觉自愿的保护。实际上，在中国，个体之所以感到不需要用物质力量保护自己，是因为他确信公理和正义被公认为是一种高于物质力的力量，而道德责任感则被公认为是一种必须服从的东西。现在，如果全人类都能承认公理和正义为一种高于物质力的力量，都能承担道德责任，那就没必要利用物质力量来维持社会秩序，这个世界也就不会有什么军国主义了。当然，每个国家都总会有一小撮人、犯罪分子，世界上也会有少数野蛮人和暴徒不认可公理和正义为一种高于物质力的力量，不愿意承担道德责任。因此，为镇压罪犯和野蛮暴徒，一定数量的物质力或警察武力，乃至军国主义，在世界上的各个国家也还是有必要存在的。

然而，人们又会问我：如何才能使人类承认公理和正义为一种高于物质力的力量呢？我的回答是：你必须首先使人类信服公理和正义的功效，使他们确信公理和正义乃是一种力量。实际上，就是使他们相信善的力量。然而，怎么实现这一点呢？好，我告诉你：要做到这一点，中国的良民宗教在每个小孩刚能识字的时候就教给他一句话，“人之初，性本善。”

我认为，今日欧洲文明的基本谬误，正源于对人性的错误认识，即源于人性本恶的观念。因为这种错误的观念，欧洲的整个社会结构总要依赖武力来维系。在欧洲，人们赖以维持社会秩序的东西有两样：一是宗教，再是法律。换言之，欧洲人民所以就范于秩序，主要依靠对上帝的敬畏和对法律的畏惧。畏惧本身就意味着武力的使用。而为了保持对上帝的敬畏，欧洲人民不得不斥巨资养活一大批游手好闲之辈，名曰“教士”。不说别的，这项开支如此巨大，最终让欧洲人民不堪重负。实际上，在三十年宗教战争中，欧洲人民意欲摆脱教士。在摆脱这些通过让人敬畏上帝来维持秩序的教士之后，欧洲又试图通过让人畏惧法律来维持社会秩序。可是，要保持对法律的畏惧，欧洲人又不得不花更多的钱养活另一群更游手好闲之辈，名曰“军警”。现在，欧洲人民又发现用军警来维持秩序，比用教士昂贵得多。事实上，正如同在三十年宗教战争中欧洲人民想要摆脱教士一样，在目前的这场战争中，欧洲人民真正想要做的，乃是要摆脱军警。可是，如果欧洲人民意欲摆脱军警，那摆在他们面前的选择，要么就是重新召回教士以唤起人们对上帝的敬畏，要么就是去寻找另一种东西，像敬畏上帝和畏惧法律一样，帮助其维持社会秩序。我想，广而言之，大家都会承认，这就是战后摆在欧洲人民面前的一个巨大的文明难题。

现在，我认为，已经有过教士统治教训的欧洲人，是不愿意召回教士的。俾斯麦就说过：“我们决不回到卡诺萨。”（我们决不去卡诺萨，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况且，现在即使教士被召回，也实在无济于事，因为欧洲人对上帝的敬畏之心早已荡然无存。所以说，欧洲人民如果想要摆脱军警，那么摆在他们面前的就仅存另一选择，即求得一样东西，能像对上帝的敬畏和对法律的畏惧一样帮助他们维持秩序。我相信，在目前，这种东西，正如我在前面所提过的，欧洲人民能在中国文明中找到。这就是我所谓的良民宗教。中国的良民宗教，是一种不需教士和军警就能保证全国秩序的宗教。事实证明，由于拥有这种良民宗教，中国人民——这个人口即使不比整个欧洲大陆人口多，至少也和其不相上下的民族——即使没有教士和军警，也能确实保持着和平与秩序。凡是来过中国的人都知道，那些教士和军警，在帮助维持公共秩序方面只起极其不明显的、微不足道的作用。在中国，只有最愚昧无知的阶层才需要教士，只有那最邪恶的罪犯才需要军警。所以我说，欧洲人民如果真想摆脱宗教和军国主义，摆脱给他们带来无穷灾难、让他们流血牺牲的教士与军警，他们就不得不来到中国，获取这种我所谓的良民宗教。

简而言之，我要唤起欧美人民注意的是，值此文明濒临破产的关头，在中国这儿，存有一笔无法估价的、迄今为止毋庸置疑的文明财富。这笔财富不是该国的贸易、铁路，也不是该国的矿藏——金、银、铁、煤之类。在此，我要指出的是，这笔文明的宝藏，正是中国人——那拥有良民宗教且尚未遭到破坏的真正的中国人。我认为，真正的中国人是一笔无价的文明的财富，因为他作为一个人，极少或几乎不花费什么资源，就能规规矩矩就身秩序。在此，我倒是要警告欧美人，不要去毁灭这笔无价的文明的财宝，不要去改变和糟蹋那真正的中国人——就像他们今天正努力以他们的“新学”所做的事情那样。如果欧美人成功地破坏了真正的中国人、那中国式的人，且成功地把他变成欧美人，也就是说，将其变成需要教士和军警才能就身秩序的人，那么无疑，他们将为这个世界徒增宗教抑或军国主义的重累罢了，而后者目前已经对人类文明和人性造成了威胁。从另一方面想，如果能通过某种途径来改变欧美式的人，将其变作不需要教士和军警便能就身秩序的真正的中国人，那么可以预料，世界将因此摆脱一份多么沉重的负担。

下面，我想就这次大战中在欧洲凸显出来的巨大的文明难题，作几句简明的概括。我认为，欧洲人民起初试图借助教士来维持社会秩序。但不久，由于教士奢侈无度并造成沉重的负担，欧洲人民在三十年战争之后送走了他们，招进了军警来维持社会秩序。可是现在，他们发现军警的奢侈浪费和导致的灾难甚至远远超过教士。对此，欧洲人民该如何是好？是送走军士，再召回教士吗？不！我认为欧洲人民是不愿再召回教士的。再说了，即使召回他们也无济于事。那么，欧洲人民究竟该如何是好呢？在《大西洋月刊》上，我曾看到剑桥的迪金逊教授在一篇题为《战争及其出路》的文章中写道：“招进群氓。”可我恐怕招进群氓来代替教士和军警，将会给人们带来更大的灾难。在欧洲，教士和军警导致了战争，而群氓则将带来革命和混乱，届时欧洲的境况会比以前更糟。因此，现在我对欧洲人民的劝告是：不要召回教士，拜托也不要招进群氓——而只需招进中国人，招进那拥有良民宗教、历经两千五百年之久不用教士和军警也能生活在和平之中的真正的中国人。

实际上，我的确相信，欧洲人民于这场大战之后，将在中国这儿，找到他们解决战后文明难题的钥匙。我再说一遍，正是在中国，存在一笔无法估价的、迄今为止毋庸置疑的巨大的文明财富。这笔财富，就是真正的中国人，因为其拥有欧洲人民战后重建新文明的奥秘，而这种新文明的奥秘就是我所谓的良民宗教。这种良民宗教的第一条原则是相信“人性本善”，相信善的力量，相信美国人爱默生所说的爱和正义的法则之力量与效用。可是，什么是爱的法则呢？良民宗教教导人们，爱的法则就是要爱你的父母。那么，什么又是正义的法则呢？良民宗教告诫人们：正义的法则就是要真实、可信、忠诚。每个妇人必须无私地绝对地忠诚其丈夫，每个男人必须无私地绝对地忠诚其君主、国王或皇帝。在此，我想最后指出，这种良民宗教的最高责任，就是忠诚之责任。忠诚，不仅表现在行事上，而且蕴藏于内心，或如丁尼生所言：

尊国王兮如良心，

敬良心兮似国王，

破异教兮崇基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