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思想解放使学者们开始重新研究中共党史一些重大问题。1978年，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提议编写一套多卷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这一重大任务由近代史所副所长、著名史学家李新牵头，调集人员，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革命战争内容占有重要地位，于是又从解放军军事、政治、后勤学院和军事科学院借调人员，其中有后勤学院党史教员邵维正。

在撰写中共一大的章节时，大家根据史料推断，一大不可能在1921年7月1日召开。他们从中国革命博物馆看到谢觉哉1921年6月29日的日记：“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〇〇〇〇〇之招。”谢老在1952年回忆：“一个夜晚，黑云蔽天作欲雨状，忽闻毛泽东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刻动身赴上海，我颇感到他俩的行动突然，他俩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后来知道，这就是他俩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新青年》杂志第9卷第3号上有陈公博当年写的游记《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他用隐晦的语言记述了参加中共一大的经过：“这次旅行，最使我终身不忘的，就是大东旅社的谋杀案。7月31日那天早上五点多钟，我在梦中忽听有一声很尖厉的枪声，继续便闻有一个女子锐厉悲惨的呼叫。”后来陈公博在《寒风集》中详细地记述了在李汉俊家开会，受到法国巡捕的搜查和审问，回到大东旅社后，“谁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睡至微明，忽然听见一声枪响，同时又听见一声呼叫。在杭州读报，知道那件命案是男女的情死。女的名唤孔阿琴，男的名字我已忘记，是一个洋行的西崽。”周佛海在《往矣集》中也提到这件事：“公博当时带着新婚夫人度蜜月，住在大东旅社。巡捕走后，他怕有人跟梢，不敢回旅馆。绕了几个游艺场，才回旅馆。哪知他紧隔壁的房中，当晚发生一件奸杀案，开了两枪，打死了一个女人，公博夫妇真是吓得魂不附体。”

根据这些线索，邵维正去查民国上海的老报纸。1921年8月1日上海《新闻报》刊登了“大东旅社内发生谋杀案”的消息。上海《申报》同日也刊载了《大东旅社内发现谋命案，被害者为一少妇》的新闻。这两家报纸都说孔阿琴的案件，时间是7月31日。

这就落实了中共一大在上海最后一次会议的日期，以此前推，会议召开的日期就是7月23日。邵维正把这些成果汇集起来，写成论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发表在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创刊号上。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既然说中共一大是“伟大的开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怎么中共一大的确切日期都要经过这么多年才搞清楚呢？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同志在编写《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时，向胡乔木请示这个问题。后来，在《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胡乔木写道：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是在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下秘密举行的。除了大会会场一度遭到帝国主义的暗探和巡捕的骚扰外，在社会上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但是，就在这时，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