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正是“新政”时期，这个刺杀未遂事件闹得沸沸扬扬，清朝当权者也觉得不好下手。当时主审此案的是民政部大臣善耆，章宗祥为民政部右丞，主持庭审事务。审案出现两种意见：一边是御史胡思敬等主张极刑，一边是善耆、章宗祥等人认为现在正推行宪政，革命党人也不止汪、黄二人，不如从宽处理。请示载沣后，汪精卫与黄复生被判终身监禁，载沣和善耆从此赢得了“爱才”的美名。汪精卫不但没有从容就义，反而为他捞足了政治名声。

30年后，载沣与汪精卫的命运发生了神奇的逆转。日本侵略，国土沦丧之际，从前的摄政王坚守了一个中国人的气节，拒绝投靠日本人扶持的伪满洲国，宁可在北平当寓公，也不去投靠儿子溥仪。而那个曾经的革命青年却投降了日本人，在南京建立汉奸伪政权。1942年，汪精卫以南京伪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前往长春，参加伪满洲国成立十周年庆典，会见溥仪。载沣保持了晚节，一直在北京迎来了解放。汪精卫死于1944年，他在南京的陵墓被国民政府下令炸毁。

历史学家从来不会高估暴动和暗杀的价值，但暗杀和暴动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却不容小觑。反抗清王朝所进行的暴力暗杀，是革命青年对封建统治的个人反抗。它使统治阶层受到震撼，惶惶不可终日，局面越发动荡不安。暴力活动彼此呼应、互相影响，每当起义前景大好，暗杀就不是最优的选择；当革命陷入低潮，大规模起义失败，就有人选择轰动效应的暗杀。暗杀是革命党人的一种自我牺牲，也是他们激励斗志、团结同志的一种方式。

陈独秀后来对暗杀活动作了批评和否定。他说，从事暗杀活动的人，“只看见个人，不看见社会与阶级。暗杀所得之结果，不但不能建设社会的善、阶级的善，去掉社会的恶、阶级的恶，而且引导群众心理，以为个人的力量可以造成社会的善、阶级的善，可以去掉社会的恶、阶级的恶。此种个人的倾向，足以使群众的社会观念、阶级觉悟日就湮灭。因此我敢说：暗杀只是一种个人浪漫的奇迹，不是科学的革命运动。科学的革命运动，必须是民众的、阶级的、社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