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我们可举几个最初记忆的例子，来看清它们所固定的生活意义。“咖啡壶倒在桌上，烫着我了。”这就是生活！以这种方式开始自述的女孩被无助感缠绕，低估了生活的困难和危险，我们发现这一点并不惊讶。假设她在心里责怪别人没有给她足够的照顾，我们也不应该奇怪。有人粗心大意致使这么小的孩子面对这种危险。另一段最初记忆也体现了类似的世间情境：“我记得三岁时从摇篮里摔下来。”这段最初记忆重复出现在梦里：“世界即将灭亡，我在深夜醒来，发现夜空有亮红的火光。星星都坠落了，我们和另一个星球碰撞在一起。但在碰撞之前我就醒了。”当问到这名学生是否害怕什么时，他回答说：“我害怕我获得不了成功的人生。”很明显，他的最初记忆和重复的梦境使他灰心丧气，并证实了他对失败和灾难的恐惧。

由于尿床以及与母亲的不停争斗，一名十二岁的男孩被带到诊所来，留给他的最初记忆是：“母亲以为我丢了，跑到大街上大声呼叫我，非常担心。我一直藏在家中的碗柜里。”我们从这段记忆里可以看到：“生活意味着通过找麻烦来获得注意。获得安全的方法是欺骗。我被忽略了，但是我能戏弄别人。”他的尿床行为也是使自己成为担心和注意中心的一种方法，他的母亲通过担忧以及对他的紧张不安，证实了他对生活的解释。在之前的例子中，这个男孩很早便获得了这个印象：外界的生活充满了危险。他断定，假如别人担忧他的行为，他才会安全。只有这样，他才使自己安心，假使他有需要，他们就会保护他。

一位三十五岁妇女的最初记忆是：“当我三岁时，我走进了地窖里。我走在乌黑的楼道里，比我稍大点的堂兄打开门，跟着我。我很怕他。”我们从这段记忆里可以看到，她不习惯和其他孩子一起玩耍，和异性在一起让她尤其不自在。对她是独生女的猜测，被证实是完全正确的。她到三十五岁时仍然没有结婚。

社会情感的更高发展在下面这个例子中体现出来：“我记得母亲让我摇动摇篮车里的小妹妹。”然而在这个例子里，我们也能找到种种迹象：她只和比自己弱小的人在一起才轻松自在，以及她依赖母亲。新生儿出生后，在照顾他这一方面，最好要得到大一点孩子的帮助，让他们对他感兴趣，并允许他们为他的幸福分担责任。假如得到了他们的帮助，便不会让他们觉得，对婴儿的关注就是减少他们的重要性。

渴望和别人在一起并不表明他对别人真正感兴趣。有个女孩，当问到她的最初记忆时，她回答说：“我正和姐姐以及两个女孩一起玩耍。”在此我们当然可以看出，一名儿童正在学习社交。但是当她提及其最大担心时，我们对她的努力获得了一种新认识：“我害怕被独自丢在家里。”因此我们找到了她缺乏独立性的迹象。

假使一旦发现和理解了赋予生活的意义，我们就拥有了整个人格的关键。时常有种说法认为，人们的性格不会改变，但是只有那些从未发现处境之关键所在的人才会持有这种观点。然而正如我们已看到的，假使未能发现最初的错误，那么讨论或者治疗便不会成功；改善的唯一可能性就在于，训练他们拥有更具勇气和合作性的生活方法。合作是我们反对神经症倾向发展的唯一保护机制。因此，儿童应该在合作中得到训练和鼓励；应该允许他们在共同任务和共同游戏中，在自己这个年龄层的孩子中，找到自己的方式，这一点非常重要。任何对合作的阻碍都会产生最严重的后果。以被宠爱的孩子为例，他学会了只对自己感兴趣，把对别人缺乏兴趣的态度带进了学校。他对功课感兴趣只因为他认为能获得老师的赞誉，他只想听他觉得对自己有利的东西。当他接近成年时，他在社会情感上的失败显然会变得越来越具有灾难性。第一次发生错误时，他就停止训练自己的责任感和独立性，直到现在他也不足以应对任何生活考验。

我们不能因为其缺点而责备他：当他开始感觉到这种结果时，我们只能帮助他改正。我们不期望一个没有学过地理的儿童，就能正确地回答试卷上的问题；也不期望一个没有受过合作训练的儿童，在面临的任务要求合作训练时，就能顺利地完成。但是，每种生活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合作的能力；每项任务都必须在人类社会框架内，以增进人类幸福的方式熟练掌握。只有理解了生活意味着奉献的个体，才能以勇气和良好的成功机会来应对困难。

如果教师、父母以及心理学家理解了赋予生活的某种意义所犯的错误，如果他们不犯同一种错误，我们就能确信，缺少社会兴趣的儿童对自己的能力和生活的机遇更有把握。当他们遇到问题时，他们不会停止努力，寻找便捷之道，尽力逃避或者扔掉别人肩上的重负，要求温和的对待以及特别的同情，或者感到羞辱，试图报复他们，或许会问：“生活有什么用呢？我能从中得到什么？”他们会说：“我们必须创造自己的生活。这是我们自己的任务，我们有能力应付。我们是自我行为的主宰者。如果必须除旧布新，那么除了你自己，没有人需要这么做。”假如生活是以独立者参与合作的形式开始，那我们就可看到人类社会的进步没有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