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在中国如何应对WTO挑战的政策分析中，我在演讲中给出了比较全面的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框架，涉及方面比较广泛，也提到了资本市场对于促进城镇化建设，以及促进经济欠发达区域资源资本化的作用，还提到了东亚社会中日本、韩国的“三农”制度体系对于中国的可借鉴意义。直到2004年，我进入高校以后，带领团队开展比较精致化的学术研究，才提出东亚“原住民社会”的农户理性及村社理性，及其对于外部性风险的内部化机制作用的理论分析。进而又在生态化扶贫的广泛调研中提出，因空间生态资源“结构性粘连”内在性质所决定的价值化开发，必须遵循“空间正义”，应重构村社经济组织作为必要载体……相对而言，那些早期演讲中提出的体系设想虽然内容相对粗糙，但今天看来，仍然不失为一个全局性的、整体性的框架，对于致力于实践拓展的读者而言，仍然具有并不过时的参考意义。

三、致谢与说明

首先，和我一道追求“国仁永续”的科研实践团队多年来负重前行，不舍涓滴地进行理论建设和实践推动，作为长期志愿者大家都很辛苦。

其次，跟随我多年的科研团队成员直接参与了再版修订，从贴近读者的角度，重新对本书进行了章节编排。

再次，东方出版社编辑李烨、吴晓月对全书进行了细致的审校，尽可能地使稿件减少错误。

在此一并感谢。

此外，应出版社一再要求，我自己题写了书名。在我的出版物中这还是第一次，值得记上一笔。

最后，第一版序言来自我在中国农业大学的一个演讲的节选，再版序言则是专门成文。

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