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于1500年以来相继崛起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苏联、美国，中国崛起面临的局势复杂性，超过以往任何一个大国。中国须克服的，不只是避免与美国纠缠的“修昔底德陷阱”，应对霸权国的压制、围堵与老牌传统大国的竞争、博弈，还要强化在新时代下的全球强势个体、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的“分权”，以及与新兴经济体可能出现的“同质化竞争”。在各类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社会渗透下，中国力求保持国家主体性与民族认同感的延续与稳定，同样也是难题。

历史地看，18世纪前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崛起时，人口仅百万级，充其量是当下中国一个“县”的崛起；19世纪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崛起时，人口仅千万级，充其量是当下中国一个“市”的崛起；20世纪美国、苏联、日本等国崛起，人口是亿级，充其量像是当下中国一个“省”的崛起。但21世纪中国和印度的崛起，人口则是十亿级，伟大进展创造出来的影响“吨量”，相较于过去，无异于原子弹与炸药之别，而带来的治理难度也是前所未有的。

对持续崛起70年之久的中国而言，未来要做的工作，已不再是站在中国看中国，而是站在全球的高度看待中国本身的发展与对世界的影响。一方面，中国需要保持长期的中高速或至少是中速增长，才能保证就业、社会稳定、地区平衡与发展方式的可持续；而另一方面，中国需要努力实现与国际社会的制度对接、区域统合、文明对话、共荣共生，使中国作为新型大国的崛起不是重复过往500年大国崛起的老路。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讲话中曾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场接力跑，我们要一棒接着一棒跑下去，每一代人都要为下一代人跑出一个好成绩。”十九大报告也指出：“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战略安排，提出‘三步走’战略目标。解决人民温饱问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两个目标已提前实现。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党提出，到建党一百年时建成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小康社会，然后再奋斗三十年，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由此看，当下的中国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要谈真正崛起成功，恐怕还为时尚早。中国人一定还要继续保持艰苦奋斗、戒骄戒躁的作风，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奋力走好“崛起时代”的长征路。

总之，“前所未有之大变局”是党中央结合历史和现实、贯通国际和国内、联系理论和实际的一次重大理论与战略判断。诚如伊恩·莫里斯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东方为什么会落后，西方为什么能崛起》中所说，16世纪以后，大航海时代引发了全球大变局，但西方真正全面领先于东方是19世纪以后的事情了。所以，对“大变局”的研究才刚刚开始，对“大变局”的把握与应对应防止误解、误判、误行，而应显现中国志怀高远，以及在新时代下的政策执行力与战略远见。对大变局应对成功，中华民族才能最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最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