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理论放眼长远，关心的核心问题是提高潜在增长率。宏观经济波动理论看的是脚下的路，关心的核心问题是贴近潜在增长率，不要超出潜在增长率的过热，也不要低于潜在增长率的过冷。衡量经济冷热的温度计是通胀，就中国情况来看，合适的通胀指标是核心CPI（消费者价格指数）或者GDP缩减因子，这两个指标运动轨迹很相似，经济景气程度、企业利润、就业、居民和政府收入与这两个指标也高度相关。从通胀和与其相关的一系列宏观经济指标看，中国宏观经济在2012年进入从制造到服务的结构转型期以后面临的主要难题是经济偏冷。

物价偏低和经济偏冷很大程度上来自需求不足。跨过工业化高峰期以后，能源、化工、钢铁、机械设备等众多资本密集型工业部门增速大幅放缓，与之相关的信贷也大幅放缓，这意味着过去最有力的信贷发动机熄火，会带来全社会广义信贷和金融资产增速大幅放缓，随之而来的是总需求不足。居民部门信贷扩张还保持了较高的增速，对工业部门的信贷大幅放缓是个补偿，但还远不足以维持足够的广义货币增长和与之对应的总需求增长，经济还是偏冷。怎么办？最理想的办法自然是结构改革，释放科教文娱等服务业发展潜力，释放都市圈成长潜力，释放金融市场服务风险投资的潜力，改善政府公共服务，完善社会保障体制，这些举措都能带来新的信贷增长，改善需求的同时还能提升供给。但对专注于实现短期宏观经济稳定的经济学者来说，这些结构改革的内容绝非短期内能够完成，只能当作约束条件。宏观经济学者要做出的是在这些约束条件下的选择，而不是改变约束条件。

扩大总需求的规范政策工具是货币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主要是通过降低利率刺激总需求，财政政策则是扩大政府预算内开支直接增加总需求。货币与财政政策工具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前者是通过低利率刺激私人部门开支，是尽可能地借助市场自发的力量提高总需求；后者则是通过政府的力量提高总需求。我国遇到总需求不足的时候，应对措施的重点不是降低利率或者扩大预算内支出这些规范政策工具，而是通过地方融资平台债务扩张增加基建投资。近些年中国的债务扩张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扩张。地方融资平台新增债务对应的资产收益不高，融资成本高且期限结构不匹配，很多债务靠着借新还旧才能维系，这部分债务越滚越大，中国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也随之上升。让我们做个思想实验，如果我们的政策组合是优先使用利率政策，利率降到底之后如果还不够，再用预算内的财政支出扩张，包括对基建投资的支持。尽可能削减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信贷扩张，同时在银行贷款和债券市场上保持高标准的风险评估和信贷纪律。如果是这样的政策组合，还会不会有近年来的金融乱象和系统性风险上升。

中国的保增长措施引起了很大争议。保增长举措被戴上了很多顶帽子，增加系统性金融风险、国进民退、恶化投资效率、加剧产能过剩等。保增长的教训确实很大，但要搞清楚教训具体是什么，是根本就不应该保增长，还是保增长的工具选择问题；搞清楚保增长的代价是什么，收益是什么；搞清楚我们看到的那些令人不满意的现象是都源自保增长政策，还是其他因素在作怪。搞清楚了这些，才能不泛泛而谈刺激政策，真正吸取保增长政策的教训。

进入从制造到服务的经济结构转型期，无论是应对中长期的经济增长挑战还是短期的宏观经济稳定挑战，最难解的底层矛盾是观念的挑战。观念是制度和政策的最核心支撑，主流观念不变化，新的制度和政策调整就难以维系。观念是慢变量，时时刻刻都在细微变化但是变化速度赶不上市场的变化。身处从制造到服务这样巨大的经济结构转型期，在高速工业化时期流行的物质价值观及其所支撑的制度和政策环境与转型后的经济发展要求格格不入，对物质价值观能起到平衡作用的后物质价值观还很弱小，还远不足以改变局面。观念的滞后使得我们难以苛求超出传统主流观念的系统性结构改革，结构改革只能在观念和利益冲突的夹缝中找缺口，寻求边际上的破。能做出结构改革当然好，冲突太大、时机不成熟的时候等待也是一种智慧。

结构转型期对传统观念和传统经济都有巨大的淘汰压力，这会让整个社会系统和经济系统处于脆弱阶段。稳住总需求，稳住脚下的路，不摔跟头至关重要。稳住总需求的价值不仅在于让企业和居民的收入稳定，日子好过一些，它的另一层价值在于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最有利于市场自发成长，而市场自发成长恰恰是孕育未来改革力量和逐步改变观念的最有力支撑。如果总需求严重不足，经济过度低迷，最先死去的是小企业和立足未稳的新企业，最受伤害的是低收入群体，大量失业和经济萧条环境中渐进地改变观念和推进改革是毒药而不是解药。

最后一章内容是大萧条与罗斯福新政。宏观经济政策是个权衡利弊的选择，要义在于分清楚轻重，大萧条与罗斯福新政对于宏观经济政策选择的权衡利弊是一段非常难得的经验和教训，对当下中国也有很强的借鉴价值。凯恩斯把大萧条称为惊人的愚蠢，这没有言过其实。大萧条之前的美国经济有经济结构的快速调整，有大量的金融市场投机和资产泡沫，有收入分配的严重恶化，总之问题一大摞，但是研究大萧条的学者认为并不必要为这些问题付出大萧条的代价，没必要百业凋敝，没必要四分之一劳动者失去工作，没必要超过半数的劳动者无法全职工作。大萧条真正的罪魁祸首是信贷坍塌。市场从来都不完美，有各种各样深层次、浅层次的矛盾，但这些都不致命，可以慢慢调整，至少还可以把日子过下去。市场最可怕的敌人是信贷坍塌，一旦这个敌人来了，市场交易大幅萎缩，需求下滑和供给收缩之间就会形成快速的恶性循环，这对市场是灭顶之灾。信贷坍塌的根源在于错误的理念。当时货币政策把捍卫金本位放在突出位置，决策者笃信让货币数量与经济活动保持匹配的真实票据理论，财政政策信奉预算平衡。这些理念放在平时未必不对，但是在市场已经遇到很多困难的时候，决策者还在坚守这些理念，好比是要求高烧的病人去跑步锻炼身体，结果可想而知。罗斯福新政也是一段改革的历史，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改革是一连串试错，最初的改革政策设计考虑不周再自然不过，当初正确的改革政策拉长时间看也未必合适。改革政策成功的关键在于不断地纠正错误，这需要多元化的力量制衡，需要政治家的包容与智慧。

这本书的写作得到了师友的很多帮助。我对宏观经济研究的兴趣和坚持很大程度上来自余永定老师，他在过去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一直通过提问题的方式督促我和周边同事坚持宏观经济研究，他对学术精神和方法论的坚持影响了我和周边很多人。感谢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组织的宏观经济季度报告会，每次报告会上的争论都能让我发现研究中的不足和缺憾。感谢过去十多年来张曙光、林毅夫、李扬、刘世锦、卢峰、黄益平等老师组织的宏观经济研讨活动，我从这些老师身上学到很多。感谢香帅，在她的鼓励和催促下，我才磨磨蹭蹭写好了人生第一本小册子。感谢缪延亮、徐远、郭强、朱恒鹏、谭华杰、殷剑峰、何帆、郭凯、高善文、钟伟、管涛、张明、姚枝仲、张晓晶、王勇、徐朝阳、徐奇渊、徐建炜、李斌、伍戈、程炼、肖立晟、常健、乔虹、朱海斌、郑联盛、邹静娴、朱鹤这些优秀的朋友，感谢他们不惜花费宝贵时间与我讨论问题。有了他们，宏观经济研究才有了更多乐趣。感谢张佳佳和钟益，她们是非常出色的研究助理。感谢《比较》编辑室，他们的认可和细心编辑让这本书顺利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