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年轻的曹操可能还不懂得一个道理，那就是做能臣要有条件。第一要看时世。如果是兵荒马乱烽烟四起，大约便只能像诸葛亮《出师表》里面说的那样，“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第二要看政局。如果是“城头变幻大王旗”，“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也以装疯卖傻为宜。因为一不小心“站错队”，便有性命之虞。所以孔子说：“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也就是装傻，比装疯含蓄一点）第三要看人主。如果那人主弱智，或昏庸，不识货，你的“货色”再好，也是不顶用的，只能空怀一腔报国情。最后，即便是治世，是明君，也还要看他的兴趣、心情。比如汉文帝，不能算是糊涂虫（有所谓“文景之治”），也很欣赏贾谊（官拜大中大夫）。但是怎么样呢？“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后来还把他贬到了长沙，害得他终日以泪洗面，竟哭死在那里。

曹操刚刚出道那会儿，还不能算是乱世，但时局已是十分混乱。曹操生于东汉桓帝朝，长于灵帝朝，是在桓帝永寿元年（公元155年）出生，灵帝熹平三年（公元174年）入仕的，而桓、灵两朝，要算是汉王朝四百年间最黑暗、最混乱的年代。所谓“桓灵之时”，几乎就是君昏臣奸、政治腐败的代名词。比方说，灵帝时期，朝廷是卖官的，而且明码实价，公开招标。价钱则是一万钱一石官秩，比如秩四百石的副县级四百万钱，秩二千石的正部级二千万钱，如果位列三公，再加一千万。这是买卖。如果正式任命，交一半。这些钱官员们当然不会自己掏腰包，便在上任后拼命盘剥百姓，朝廷也睁眼闭眼，不闻不问。当时一个名叫司马直的，被任命为太守。委任状刚到，就要他交钱，还说考虑到他家庭困难，减免三百万。司马直感叹说，为民父母，还要靠盘剥百姓来求官，于心何忍！就辞官不做。朝廷见外快落空，就下令不准辞官。司马直没有办法，只好在半路自杀。临终前，他留下遗书，痛斥这种做法是亡国的征兆，一时轰动朝野。

现在看来，司马直是白死了。因为终灵帝一朝，卖官的事不但没有终止，反倒变本加厉。曹操的父亲曹嵩官居太尉，据说就是花钱一亿万买来的，算是过了把“三公”的瘾（不久就被免去）。“三公”地位崇高，想过这个瘾的人很是不少。当时有个名叫崔烈的，是冀州名士，书香门第，素有清名，靠着自己的努力，历任郡守，官至九卿。但他看见大家都在买官，便也耐不住寂寞。这时，皇帝的保姆程夫人告诉他，她可以搞到优惠价，崔烈就交了一半的钱给程夫人，皇帝也马上大会公卿，拜崔烈为司徒。不过皇帝很快又后悔了，当着众人的面说这一回帝国做了亏本生意。程夫人一听也急了，说崔烈的官怎么是买来的呢？明明是我帮他弄到的嘛！此言一出，公卿哗然，靠一个女人得官，还不如花钱买呢！

这事弄得崔烈很没有面子，连他儿子都不以为然。崔烈的儿子崔钧官居虎贲中郎将，有一天穿着铠甲从军营中回家。崔烈就问他，老夫位列三公，外间有何议论？崔钧说，大人少有英名，历任卿守，大家都说大人位居三公当之无愧。不过这一回，大人却让天下失望。崔烈问为什么。崔钧说，因为大人的身上有铜臭。崔烈勃然大怒，拿起手杖就打崔钧。崔钧掉头就跑，身上的铠甲哗哗作响。崔烈骂他说，为父一打你就跑，这是孝道吗？崔钧说，当年大舜侍奉父亲，小杖则受，大杖则走，非不孝也！崔烈无言以对，他自己也感到惭愧。

如此看来，桓灵两朝实在可以说是腐败透顶了。

不过，把东汉灭亡的账都算在桓帝和灵帝的身上，是不公平的。事实上，自王莽篡政光武中兴后，大汉王朝就没再打起过精神。外戚擅权，宦官专政，军阀称雄，奸臣拼命抓权，贪官拼命捞钱，老百姓则只好去吃观音土。道德的沦丧，更是一塌糊涂。当时的民谣说：“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可见少廉寡耻和口是心非已成风尚，反腐倡廉和整顿纲纪都无济于事。公元142年（汉顺帝汉安元年），朝廷派了八位御史到全国各地巡察，希望整顿一下地方官员的腐败问题。特派员当中最年轻的一位名叫张纲，刚刚走出京城，就下令挖一个大坑，把车轮子卸了扔进去。部下问他什么意思，张纲冷笑一声说：“豺狼当道，安问狐狸！”也就是说，帝国的朝政被那些大奸大恶所把持，抓几个小鱼小虾小贪官有什么用！

曹操的时代，就是豺狼当道狐狸猖獗。曹操担任地方官的时候，曾经下大决心用霹雳手段整顿秩序，令行禁止，雷厉风行。他罢免贪官，打击不法，邪恶势力提起曹操无不谈虎色变，甚至逃之夭夭（小大震怖，奸宄遁逃，窜入他郡），结果“政教大行，一郡清平”。然而怎么样呢？找他茬子告他刁状的小报告也不断送达御前，朝廷则多次发出变更他任职的调令。如果不是他老爹曹嵩明里暗里护着，恐怕他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

这下子曹操把朝廷和官场都看透了。他清楚地看出，东汉王朝已不可救药，天下大乱已不可逆转。即便不乱，腐朽的朝廷和官场也不需要什么“治世之能臣”。深感报国无门的曹操不再建言献策（太祖知不可匡正，遂不复献言），并谢绝了朝廷的又一次任命（这一次是任命为秩二千石的东郡太守），回到家乡（称疾归故里），筑室城外，闭门读书，闲暇时以狩猎自娱。当然，他并没有死心，仍然在关注着国家的命运。

曹操再次出山时，时局已十分动荡。公元189年，灵帝驾崩，留下十四岁的儿子刘辩和九岁的儿子刘协，根本控制不了局势。以大将军何进为首的士人集团和以“十常侍”为代表的宦官集团在宫廷斗争中两败俱伤，政权落到了西北军阀董卓的手里。董卓一伙，在当时的士大夫们看来简直就不是人。董卓是虎，吕布是狼，他们的部下则是野狗。据说，董卓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在大宴群臣的时候，一面搂着后宫女子寻欢作乐，一面随机地从宴席中拉出一位官员当场打死，或者用最残酷的刑法折磨被他逮捕的反对派。总之，董卓废立皇帝（废刘辩为弘农王，然后毒死；立刘协为皇帝，是为献帝），屠杀百官，秽乱后宫，他的士兵们则在洛阳城里烧杀掠抢，奸淫妇女。大汉王朝的首都，变成了惨绝人寰的重灾区。

这是不得人心的，也是不可能得到地方支持的。相反，董卓成了全国各地共同声讨的对象，他也控制不了地方。一方面是朝纲紊乱，另一方面是烽烟四起。所以，公元189年董卓入京后，大汉王朝就实际上灭亡了，从此天下大乱。

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中央政权失去控制之后，拥兵自重的地方官就成了割据一方的诸侯王。帝国境内，开始了地方自治、军阀割据和诸侯兼并。曹操是肯定再也做不成什么“治世之能臣”了，他必须重新考虑自己人生道路的选择。其实，身处乱世，也可以有三种选择：英雄、枭雄、奸雄。董卓、袁绍、袁术选择了做“乱世枭雄”。那么，曹操的选择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