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宗与王安石相得“如一人”的千古君臣知遇，被当时的宰相曾公亮叹为天意。这天意的背后，是君臣间共同的思想基础——王安石与神宗都受到法家的深刻影响。南宋的李焘作北宋编年史《续资治通鉴长编》，记录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即位之前，神宗曾亲自抄写《韩非子》。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王安石和神宗共同造成了北宋政治的法家转向。

我希望让学术的回归学术，以朴素的历史学态度来观察“王安石变法”——把它“回放”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去，看做法，看结果。王安石的新法中有很多从“现在”看过去显得非常“先进”“具有现代性”的做法，比如青苗法像小额信贷、免役法像现代税制，然其本质却是似是而非的。倘若“混淆了历史时代的界限，任意地把古今中外的事物拉扯在一起”，所得的解释就必然是“不伦不类”的。把新法中的某些做法从特定的历史情境中“抽提”出来，用现代的逻辑去解释、包装，这种做法，是打着历史的旗号反历史，必须警惕。新法是由朝廷制定的国家政策，政策要实现，必须作用于社会。因此，要评价新法，必须看它在当时的实施效果，包括对朝廷和对社会两方面的效果。总体而言，新法具有强大的敛财功能，与民争利，“富国强兵”。但是，综合目前已知的材料和研究成果，似乎仍难断言新法在多大程度上对宋朝经济造成了毁灭性破坏；个人认为，王安石和神宗的做法对于宋朝最大的损害不在经济方面，而在政治文化方面。北宋政治走向了皇帝和宰相的专制，士大夫参政空间被极度压缩，批评纠错机制失效，腐败横行，朝廷国家因而丧失了因应内外打击的能力。国破家亡的惨剧虽然发生在徽宗——蔡京治下，根子却在王安石与神宗。

三、作为“文字”的史料

北宋政治的法家转向隐藏在诸多偶然事件的背后，这些偶然事件和活动于其间的各色人等推动着北宋政治的走向，人物、事件构成了本书的主体。选取不同代际的代表性政治人物，以人物故事为线索探寻和描述北宋政治的演变轨迹，这是我为自己选定的北宋政治史研究路径。北宋的政治代际可以粗略地分为五代：与太祖共同创业者为零代，赵普是其中的代表；掌政于太宗、真宗朝的政治家为第一代，代表人物为寇准和他的同年们；范仲淹及其同辈政治家为第二代，他们活跃于仁宗、英宗两朝 ；司马光、王安石属于第三代，在神宗朝接掌大政，主导了国家的命运；再往下是第四代，包括了著名的苏轼、苏辙兄弟和“奸臣”们——章惇、曾布、蔡京。我选择的第一个研究和写作对象是属于第一代的寇准（已出版《千秋是非话寇准》，电子工业出版社，2011年），第二个就是司马光（已出版《司马光和他的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在写作方面，我为自己设定的写作目标是：第一，吸收融纳既有的专题研究成果，体察“当时常识”，力图构筑整体性的历史场景。第二，尽可能同情地理解、平实地叙述人物选择及其命运。第三，文字叙述力求“光滑”顺畅，内容的选择则坚持“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史学基本原则，史料依据、学术讨论部分埋入注释，以免影响普通读者的阅读感受。以上三原则，本书继续贯彻。相较于前两部，本书正文用了较大篇幅对“史料”进行辨析处理，因为这些辨析处理，直接关系到我们对那个时代、那群人物的理解。

研究宋代，所依靠的“史料”当然以宋人所遗留的“文字”为首选。本文所引的宋人“文字”，可以粗略地分为三类。第一类，南宋人编纂的北宋史，比如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王称的《东都事略》。这类文字，虽今人以“史料”目之，在古人却是史学撰述。第二类，宋代官私历史记录，官方记注比如皇帝的“实录”、宰相的“时政记”、史官所修的“起居注”等，多已不存；大量存世的是各种私人记录，比如行状、墓志铭、神道碑。比如最早的司马光传——《司马光行状》是司马光的学生苏轼在司马光死后不久受司马家委托所作。相较于第一类，这类文字更接近“事发现场”， 理应存留更多的“原始信息”。第三类，当时人的诗文奏议，这类文字产生于“事发当时”，即便后来或有删改，仍然保留了最多的“原始信息”。原则上，生产时间越靠前，保留的“原始信息”越多，便越能传递真实。然而，事实上，“文字”与真实之间的关系却要复杂得多。在很多时候，“字面所展现的”与“实际所发生的”甚至可以南辕北辙。堪破“文字”，方能接近“真实”。

作为“文字”的生产者、主要消费者和“文字”意义的阐释者，宋朝的士大夫了解并重视“文字”的力量，“文字”是他们抒发情感、表达思想、谋取功名、干预现实的工具。“文字”还是士大夫之间政治斗争的武器和战场。哲宗朝以后，伴随着士大夫的“恶性分裂”，“文字”中的战斗也越发惨烈。《神宗实录》在太皇太后摄政时期已经修成。元祐六年（1091）三月四日，举行进读典礼，首相吕大防“于帘前披读。未久，帘中恸哭。止读，令进”，场面感人。然而，哲宗亲政之后随即推翻重修。绍圣元年（1094）四月，王安石的女婿蔡卞以为“《实录》所纪，类多疑似不根”，请求重修；旧录“尽书王安石之过”，新修则“请以王安石《日录》载之《神宗实录》”。“《旧录》本用墨书”，绍圣年间重修，在《旧录》上删改，“添入者用朱书，删去者用黄抹”，由此形成“《神宗实录》朱墨本”——原本清楚的墨迹上朱书黄抹纵横，就像是一场大战之后尸横遍野的战场。南宋高宗时，在“朱墨本”的基础上，再次重修了《神宗实录》。三种《神宗实录》，今皆不存。然而，透过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我们仍然可以清晰感知到“文字”中的刀光剑影。

我们所接收和使用的，就是这样一批带有强烈意图的“文字”。我试图穿透“字面”去努力接近真实。苏轼的《司马光行状》《司马光神道碑》《王安石赠太傅制》，苏辙的《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书中都做了不同以往的解读。执政初期即具呼风唤雨能力的司马光，即出自苏轼笔下，而那显然是一个天大的误会。苏轼特别强调的神宗对司马光的特别知遇，同样也无关事实，而是苏轼的“建构”，这大概是苏轼最具政治敏感力的文字了。《王安石赠太傅制》表面上看充满了赞美，但仔细阅读并与苏轼同期的其他文字比对，便会发现苏轼的皮里阳秋。《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刻画了一个刚愎自用、拒不接受不同意见并试图打击异议人士的“司马相公”的形象，深刻地影响了后人对于晚年司马光的认识，然而，联系写作时间，便会发现苏辙的真实用意——他要尽力撇清兄长与司马光的关系，以求自保。排除“书写”的偏见，才能接近真实。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