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面没什么可讲的了，就是教书，读书，写点儿东西。我曾经说，中年以前人有故事，中年以后就是干活。华师大的郁振华读过我的不少东西，独独对这句话印象最为深刻。人到中年，要做的是一项一项地干活。九十年代，前面说了，先把《海德格尔哲学概论》出版了，在系里领了个任务，写了本《语言哲学》。讲维特根斯坦的时候，顺便把《哲学研究》译出来了。接着出了一本《哲学·科学·常识》。后来又出了几本书，《说理》《何为良好生活》，还有什么。

这些书，有人说这本比较专业，那本比较通俗，也许是这样，但是对于我自己来说，区别不大，都是有一些让我自己困惑的问题，经年累月思考，自觉有了比较连贯的思路，就写出来了。这跟报章杂志上的文章不一样，你不仅需要这里那里有一点心得，你要能够把这些想法联系到一起，这就要求你对一个问题或一套问题沉浸较长时间，系统阅读，长期思考。刚才说到，这些多半是概念层面上的困惑，何为正义，何为美，何为知识，何为生，何为死。大多数人在这个层面上思考得少一点。

比较起讨论热点问题，我更偏向于这种坐冷板凳的活计。朋友们在做更重要的事情，从商的，从政的，做媒体的，各种事情。很多重要的事情在发生，重要的事情需要人去做，但坐冷板凳的事好像也需要人来做。做这种事情，碰巧我还算适合，我比较坐得住，而且我碰巧就已经在做着了。坐冷板凳的人还有一些，有的人在做近代史，像杨奎松、沈志华，有的人在做考古，像李零做古文献。这些人做的工作我佩服得不得了，他们的书我特别喜欢，他们的书我说不定全读过。我做的这一块，我没有见到很多人在做，我碰巧做这一块，为什么不好好去做呢？

我算相对认真的，但这些书每一本都写得不太好，每一本，刚写成就觉得应该重新写过，比如说《语言哲学》，我一直想改写，后来终于从头到尾改写了。也许每一本都不该急着出版，还不够成熟就出版，有种种原因，从我自己这方面说，一个题目，一时也就做到这里了，想放下，想把在另一个领域里的思考整理出来。这些不同领域有内在理路上的联系，比如说，语言领域的工作，哪些属于思辨，哪些是要去实证的，这背后是哲学和科学分野的大问题。再比如，思考伦理问题，人生问题，这些思考有真理性吗？抑或你只不过是把你所钟爱的一些价值用似是而非的论证来作装饰？这就要去考虑说理和论证的一般性质。你是在说理呢抑或各自在为自己的价值观鼓呼？一个问题引向另一个问题，我在一个领域工作一段时间，放下了，又到下一个领域做一点儿。那些领域还没有人去做，荒芜着，或者，做了，但做得相当差，比我还差很多，甚至完全不得要领，我坦率说是这样。所以，虽然我对自己做的工作从来都不满意，但我也没有觉得那么后悔，我早就知道一个人的能力很有限，能做的事情是非常有限的，大概也只能做成这个样子。说起来一晃也差不多二十年了吧。

我的基本看法是，关于人生社会问题的思考，跟科学的思考有根本的不同。科学的思考在一个很简单的意义上是有真理性的。一道数学题，最简单地说，我们承认有一个标准答案或者类似标准的答案，关于人生问题，社会的问题，对我来说很显然，没有一套标准答案。另一方面，并不因为没有一套标准答案，这里就完全没有真理性，而无非是我喜欢这样你喜欢那样，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就完了。这里仍然有实质性的讨论、对话、争论，我们可能实质性地被说服，获得更富真理性的见地。要把这里的真理性说清楚，殊非易事。一条思考路径是，去弄清科学如何成其为科学的，它为什么会得到它所得到的那类真理，弄清了这个，你岂不就明白了人生问题的思考为什么不能够达到那种真理性，以及为什么不应该达到？岂不就对怎样去思考人生社会问题有个更牢靠的自我意识？我写了几本书，大致是在这个思想框架下写的。

哲学思考并不会提供终极答案，这一点，有些人听来觉得怪绝望的，但不一定，有点儿像维特根斯坦说的，他说哲学问题是这样一些问题，是些你随时可以把它放下的问题。至少到我这把年纪，我没那么勉强自己，能做点最好，因为我喜欢工作，不工作就觉得没好好过日子。但是，做不动了或做不好了，我就不做，我跟我的学生说，等到什么时候我在课堂上像一些老先生那样，不断重复自己过去讲过的，说上一遍又一遍，我说你们如果真爱你们的老师，你们就要好好告诉他，您该好好回家吃点喝点，过你的日子。油干灯尽，啥都不做了，我觉得fine。年轻人接着做，用新的方式来做。

眼下说，我还会接着走一段，但大概不会沿用从前那种工作方式了。写一本书，把你在一个领域的思想整理出来，曾经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方式。我现在对这种方式抱有很深的怀疑，时代变了，传播和交流的方式变了。我不知道下面还会怎么做，大概不会是再写一本书，比如政治哲学方面的书，可能更愿意就一本别人的书，做comments（评述）来阐述我在政治哲学方面的一些思考。我读过一本书，这本书不太流行，叫做《弑君者》，判查理一世死刑的那个律师约翰·库克的传记。读那本书我挺有感觉的，你可以从中看到在中国和西方这两种不同政治传统中，碰到这种政治危机时刻，这种重大的历史转变时刻，人们的不同的思考方式，不同的反应。要是沿着这样一个事件去讲中西方政治思考和政治处理方式的不同，比起在政治哲学层面上来讲中西政治哲学差异，我觉得更落实得多。

八、放弃唯一性，坚持真理性

这就到了最后了，来说说你们要我说的，对年轻人说几句话，提点儿希望什么的。说的是打算从事哲学的年轻人吧？我刚才提到哲学已死这话，愿意做哲学的年轻人听来，这怪丧气的。我个人理解，哲学的终结大概是这个意思——哲学是求真的思考，目标是无所不包的唯一的真理体系。简单说，两个方面，一个是真理性，一个是唯一性。很多人，包括我，不再接受真理的唯一性。非把两者连在一起，有些人就干脆放弃了真理性。我的想法不是这样，我认为，一方面要放弃唯一性，另一方面要坚持真理性。这是有点儿难的，但难的才有意思。

放弃唯一真理这个想法，并不是要引来粗俗的相对主义结论。尼采提倡“视角观”，用后来的话说，他不接受上帝之眼。各有各的视角，这的确可以导致相对主义，但相对主义是绝对主义的一种变体，把自己的视角视作无法调整的。其实，我们在对话中时时都在调整自己的视角。能对话就不是相对主义。我一直说，我们不能靠把一切都归拢到一个绝对的观点之下来克服相对主义，真能消除相对主义的，相反是这样一种东西：你要深入到自身之中，了解你真正相信的是什么。你实实在在相信一些什么，你为自己相信的东西做点儿什么。这时候，你的信念和行动是实实在在的。但并不因此，此外的一切都是虚幻的虚假的。跟你不同的人，跟你冲突的人，他有他的实在。在具体的思考和行动中跟其他的生活理想对话、互动。是的，他有虚假的虚幻的东西，因此你要与他一争，但这个过程是双方的，你也有你的虚假和虚幻，你也要在这种争执中变得越来越实在。

如果我想的对头，那么，可做的事情还多得很。叫不叫它哲学？哲学死了也没有什么关系，思想还远远不会死。愿意思考的年轻人，一代一代都会涌现。跟我们相比，年轻人有优势。单说外语，他们明显比我们这代人强很多。他们受到更正规的学术训练。但我希望他们不要把眼光拘囿在学院范围之内，要把学术上的问题跟他自己人生的问题，跟他时代的问题连到一起。即使说到表述方式，也不要完全限制在学院论文体上。实际上，我很怀疑像从前那样做哲学还有多大意义，需要更诚实地面对我们的真实处境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