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是光绪皇帝的师傅，甲午战争期间著名的主战派，也是李鸿章的激烈反对派。在修建颐和园这件事上，他暗讽慈禧是“以昆明（湖）易渤海”，意思是说，宁要休闲娱乐的颐和园，而不顾海防建设的生力军，其观点不可谓不尖锐。

但令人想不到的是，就是这位激烈的主战派，作为户部尚书，也在挪用海军经费，他不设法节减宫廷开支，反而将海军装备购置费停支了两年，用这些钱来缓解紧张的朝廷财政。翁同龢如此行事，既因多年与李鸿章深结宿怨的官场现实，更因满族中央权贵排斥汉族封疆大吏的朝廷背景。在“帝师”翁同龢及一批满族中央权贵的眼中，北洋水师就是李鸿章的个人资本，削弱李鸿章，就要削弱这支舰队。“主战”与“主和”的争斗，不过是由承平延伸到战时的官僚倾轧。

斗来斗去，吃亏的只能是夹在中间的海军。在内外利害纵横交织的形势下，谁也不会将主要精力投入海军建设。一个政权将如此多的精力、财力用于内耗，怎么能有效迎接外敌的强悍挑战呢？

在从安宁迅速转向灾难的过程中，不仅仅侵略成性、掠夺成性、喋血成性的帝国主义是推手，我们长期沉湎于安逸稳定而对风险与变局一片茫然的精神状态、对对手缺点分析详尽而对对手优点一无所知的思维习性、以眼前享乐和手中权势为主要追求而不管明天血雨腥风的利益格局，同样是灾难的来源。如“戊戌六君子”之一刘光第描述的：“一切政事皆系苟安目前，敷弄了局……大臣偷安旦夕，持禄养交；小臣斗巧钻营，便私阿上。办事认真者，以为固执而不圆通；上书直言者，以为浮躁而不镇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