舰队腐败风气蔓延，很快发展为在训练中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比如，每次演习打靶，都“预量码数，设置浮标，遵标行驶，码数已知，放固易中”，典型的“演为看”，以威力强大的假象博取官爵利禄的实惠。最后发展到大战之前，据传“定远”“镇远”两艘主炮的战时用弹仅存3枚，唯练习弹“库藏尚丰”。一年前李鸿章已知此事，“令制巨弹，备战斗舰用”，却一直无人落实。直至北洋舰队全军覆灭，“定”“镇”二舰主炮到底有几枚战时用弹，人人讳莫如深。如此巨大的疏忽，使北洋海军大口径火炮优势顿成乌有。不排除这种可能性：海战中，二舰之主炮绝大部分时间内一直在用练习弹与敌舰作战。

军风腐败，战时必然要付出高昂代价。而力图隐瞒这一代价，就要谎报军情。

丰岛海战中，“广乙”舰搁浅损毁，“济远”舰受伤，北洋海军首战失利。丁汝昌却报李鸿章，“风闻日本提督阵亡，‘吉野’伤重，中途沉没”。

黄海海战中，丁汝昌跌伤，是清军仓促开炮震塌飞桥的结果，却上报成“日船排炮将‘定远’望台打坏，丁脚夹于铁木之中，身不能动”；丁汝昌还向李鸿章报称“敌忽以鱼雷快船直攻‘定远’，尚未驶到，‘致远’开足机轮驶出‘定远’之前，即将来船攻沉。倭船以鱼雷轰击‘致远’，旋亦沉没”，实则日方舰队中根本没有“鱼雷快船”，“致远”舰在沉没前也未曾“将来船攻沉”。

此战，北洋海军损失“致远”等五舰，日舰一艘未沉。李鸿章却电报军机处“我失四船，日沉三船”，又奏“据海军提督丁汝昌呈称……此次据中外各将弁目击，攻沉倭船三艘。而采诸各国传闻，则被伤后沉者尚不止此数。内有一船系装马步兵千余，将由大孤山登岸袭我陆军后路，竟令全军俱覆”。一场我方损失严重的败仗，却被丁、李二人形容为“以寡击众，转败为功”，而且“若非‘济远’‘广甲’相继逃遁，牵乱全队，必可大获全胜”。清廷也以为“东沟之战，倭船伤重”，“沉倭船三只，余多受重伤”，给予北洋舰队大力褒奖。一时间，除参战知情者外，上上下下皆跌进自我欣慰的虚假光环之中。不能战，以为能战；本已败，以为平，或以为胜，从而严重加剧了对局势的误判。

直至北洋舰队全军覆灭那一天，谎报军情都未终止。1894年11月，铁甲舰“镇远”返回威海时误触礁石，“伤机器舱，裂口三丈余，宽五尺”，舰长林泰曾深感责任重大，自杀身亡。这样一起严重事故，经丁汝昌、李鸿章层层奏报，变成了“‘镇远’擦伤”，“进港时为水雷浮鼓擦伤多处”。清廷真以为如此，下谕旨称：“林泰曾胆小，为何派令当此重任？”

有的人谎报军情，甚至使作战计划都发生改变。1895年2月，左一鱼雷艇管带王平驾艇带头出逃，至烟台后先谎称丁汝昌令其率军冲出，再谎称威海已失。陆路援兵得讯，便撤销了对威海的增援。陆路撤援，成为威海卫防卫战失败的直接原因。

在威海围困战后期，北洋海军的军纪已荡然无存。

首先是部分人员不告而别，“北洋海军医务人员，以文官不属于提督，临战先逃，洋员院长，反而服务至最后，相形之下殊为可耻”。

其次是有组织的大规模逃逸。1895年2月7日，日舰总攻刘公岛，北洋海军10艘鱼雷艇在管带王平、蔡廷干率领下结伙逃跑，“逃艇同时受我方各舰岸上之火炮，及日军舰炮之轰击”，最后“或弃艇登岸，或随艇搁浅，为日军所掳”。一支完整无损的鱼雷艇支队，在战争中毫无建树，就这样丢脸地毁灭了。

最后发展到集体投降。“刘公岛兵士、水手聚党噪出，鸣枪过市，声言向提督觅生路”，“水手弃舰上岸，陆兵则挤至岸边，或登舰船，求载之离岛”。营务处道员牛昶炳请降，刘公岛炮台守将张文宣被士兵们拥来请降，“各管带踵至，相对泣”，众洋员皆请降。

面对这样一个全军崩溃的局面，万般无奈的丁汝昌“乃令诸将候令，同时沉船。诸将不应，汝昌复议命诸舰突围出，亦不奉命。军士露刃挟汝昌，汝昌入舱仰药死”。结果“镇远”“济远”“平远”等10艘舰船为日海军俘获。显赫一时的北洋舰队，就此全军覆灭。

甲午之败，腐败使然。从慈禧、光绪到奕、李鸿章、翁同龢，再至丁汝昌、刘步蟾等人，可以算一下，在日本联合舰队开炮之前，有多少人参加了埋葬这支舰队的工作。他们有的是海军筹建者，曾为此上下呼吁，四处奔走；有的则是舰队指挥者和战斗参加者，最终随战舰的沉没而自杀身亡；有的至今仍然受到我们的尊敬。他们的悲剧何尝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剧？在政治腐败、军纪废弛的社会环境中，一切都因循往复，形成一个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链：政权建立了军队，又腐蚀着它；军队维护着政权，又瓦解了它。在这一过程中，它们互为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