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州大学谢淑丽（Susan Shirk）教授多次指出，“反华版本的红色恐慌”是有害的，将会破坏两国人民之间仅存的善意。她与夏伟（Orville Schell）教授共同主持完成一份关于中美关系的研究报告，题为《路线矫正》，在2月发布。报告没有回避来自中国的“挑战及其风险”，也对中国一些相关政策提出了批评，但他们反对美国转向新的遏制政策，主张需要更新而不是放弃以往“基于原则立场与中国接触”的战略，建议适时调整对华政策中合作、威慑和施压的权重分布，以“巧妙的竞争”（smart competition）将中美关系带入更具合作性和稳定性的轨道。

同样，著名政论家法里德·扎卡利亚也主张，需要坚持“接触加威慑”的对华战略。他在《外交事务》发表长文《新中国恐惧》，已经引起学术界和智库的热烈反响。作者指出，强硬对抗中国的所谓“新共识”源自对中国挑战的恐慌，但这种恐慌感是严重误判历史的结果。首先是对国际自由秩序真相的误判。这个秩序自始至终都存在例外的挑战和破坏力量（有些甚至来自美国自身），因此从不是完美的秩序（早已有人戏称其为“既不自由，也非国际，而且无序”）。它从未有过真正的“黄金时代”，但也没有传言中的那种衰退，因为其核心属性——和平与稳定——至今仍然在发挥作用。中国就处在这个秩序中，并没有摧毁它的意图和能力。其次，“新共识”误判了美国对华战略的历史。自尼克松时期以来，美国从来没有奉行过单纯的接触政策，始终与威慑并用。这个战略的宗旨也不是企图让中国演变为“西方式的自由国家”，而是约束中国的国际行为，就此目标而言，以几十年的历史尺度来评估，这个战略并没有失败。扎卡利亚批评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在《百年马拉松》中所构想的中国“意欲统治世界的秘密计划”。从中苏结盟到分裂到市场化改革至今，“如果这是一场马拉松，它已经历了一些奇异的扭曲和转向”，足以终结整个“秘密计划”。基于误判和恐慌的对华政策注定是自相矛盾的、不可行的或者代价高昂的。扎卡利亚认为，如果华盛顿能够保持冷静，耐心继续奉行接触加威慑政策，就有希望将中国变成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这是更明智的政策选择。

联署公开信、谢淑丽等人的报告以及扎卡利亚的文章，都反映出审慎派构想另一种战略选项的努力，实际上是对以往接触战略的更新改造。这种选择试图克服强硬派的简单鲁莽与代价过高的冒险，但也对政策制定者与实施者的判断力和灵活性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其可行性还取决于中美双方沟通互动的诚意与效果，因此具有较大的实践难度。强硬派与审慎派都意识到新的挑战，彼此的分歧与竞争在于何种战略才具有现实可行性和有效性。

面对中国崛起的新趋势，在“恐慌的”强硬派与“不安的”审慎派之外，过去那种乐观而友好的“亲华派”（pandahuggers）已经所剩无几。值得中国欣喜的是，毕竟还有马丁·雅克这样的老朋友在发声。新年前夕，雅克在《卫报》网站发表文章《过去十年属于中国，下一个十年亦将如此》，宣称我们将会看到“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将继续分崩离析，同时，中国主导的国际机制影响力将与日俱增。这个过程将是不平坦的、不可预测的，有时是令人忧虑的，但最终是不可抗拒的”。自从2009年出版《当中国统治世界》以来，雅克先生始终站在“唱盛中国”的最前列。

无论如何，传说中既成事实的“新冷战”无法照搬旧冷战的剧本重演。

如果接触不再可靠，遏制无法适用，而脱钩代价过高，那么华盛顿的“新共识”注定是脆弱的。特朗普的矛盾在于，既不愿在经济方面脱离与中国的相互依赖，又想在技术等领域构筑壁垒。两者都符合美国利益，但要两全其美则需要一个更杰出的剧本。在此之前，现成的只有“受不了你，也离不开你”的通俗剧台词。

美国也很难组建一个联合对抗中国的同盟。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最近的民调显示，大多数欧洲人（包括74%的德国人、70%的瑞典人和64%的法国人）在中美冲突中宁愿保持中立。欧洲不可能割裂与美国长久的纽带关系，但也无法承受削弱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平均每天高达十亿欧元的贸易额）。很难想象在一个全面脱钩的对峙格局中欧洲会何去何从，这也需要一个非凡的剧本。

中美贸易谈判漫长而曲折的过程，预示着两国关系可能进入一段僵持与拉锯的时期。在新年之初，欧逸文（Evan Osnos）在《纽约客》发表长文《美中较量的未来》。他在两国各界进行大量采访后得出结论说，最可行的未来是“一种不稳定的共存”，这种共存建立在双方都欲求“斗争而不毁灭”的关系基础上。这是一个平庸但可信的剧本。但欧逸文提出了警告：“对每一方而言，最大的风险是盲目，源自无知、傲慢或意识形态的偏见……为了避免灾难发生，双方都必须接受迄今为止尚未接受的真相。”最后他指出，美国要迫使中国回到过去的位置就太天真了，现在要做的是“与中国未来的道德愿景展开竞争”。

这就是一个近身的世界，它构成了这幕戏剧的背景，没有谁能够独善其身。但这未必是一个坏消息。悲观的展望依赖于陈腐的默认假设：文明传统是永恒的，国民性是凝固的，因此价值、制度和组织方式是难以变革的。

但这个假设是错误的。回顾过去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许多惊天动地的变革在之前完全难以想象。2月中旬在中美贸易新一轮磋商之后，人民网和新华网等官媒都转发了一篇公号文章，其中写道：“美方提出的一些结构性诉求，乍一看似乎咄咄逼人，但仔细想想，很多何尝不是我们深化改革开放进程中正要做的？”这是挑战引导变革、冲突促进汇聚的可能性之光在社会微观层面的投影。

在宏观的视野中，文明从来是彼此遭遇的，始于隔膜与误解，经由漫长反复的竞争和冲突，伴随艰难的对话和理解，促成相互塑造和转变，最终得以汇聚在一个求同存异、和平共存的近身世界，虽然远不是“天下大同”。

或许，世界历史在当代最宏伟的戏剧正拉开帷幕，只是没有现成的剧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