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这是一个公共写作的典范。汉密尔顿无保留地将复杂性公之于众：聪明而善良的人也可能出错，而低下的动机对意见正确的人和错误的人同样会产生作用。但这种复杂性并没有使他陷入举棋不定、语焉不详的处境。他坦陈自己的信念和观点，并告诫公众：不要看重他的善良意图，而只应当判断他的论点。

我邀请读者以这样的标准来要求中国的公共写作，包括正在打开的这本文集。这绝非出于自负（相反，我深知以这样苛刻的标准加诸自己会是灾难性的），而是因为当代公共讨论的问题事关重大，公众有理由提出与这种重要性相配的严苛标准。公共论说无论如何雄辩，在本质上应当是一场对话。因此，所有的诘问总是需要自我诘问的维度。失去了这种自省意识，也就取消了意识形态与知识批判之间的界限。我知道在风云际会的焦灼时代，每个人都可能淡忘节制与审慎的智识美德。重温汉密尔顿的文字，或许有助于恢复知识人应有的责任与品格。我“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愿以此与公共写作的作者们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