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会偶尔抬起头看着鲁思的脸。使我感到惊讶的是，她在听我讲述的时候，眼睛里却含着泪水。这么说似乎很难让人理解，但那些泪水不是她的。

那些泪水是我的。

我当时无法理解。但这就是心理治疗。病人把自己无法承受的情感托付给他的治疗医生：她承受着他所有的恐惧，代他进行亲身体验，而后再慢慢地把她对这种体验的感受反馈给他。鲁思就是这样把我的情感反馈给我的。

鲁思与我的交往持续了好几年。她成了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通过她，我内化了一种与另一个人建立起的新型关系：建立在相互尊重、诚实与友善的基础上——而不是基于相互指责、愤怒和暴力——的新型关系。我渐渐开始从内心对自己产生了不同的感觉——觉得我已经不那么空虚，不那么害怕，而且感受能力得到了提升。虽然内心那个可恶的声音从未完全离开过，但我现在有鲁思的声音与之抗衡，而且我对它的关注也在逐渐减少。久而久之，我头脑中那些声音逐渐平息，有时甚至暂时消失。我会感觉很平静——有时甚至很高兴。

很明显，心理治疗拯救了我。更重要的是，它改变了我的生活质量。这种谈话治疗方式，对于我的脱胎换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说，它定义了我。

我知道，这是我未来的职业。

大学毕业后，我在伦敦接受心理治疗培训。在培训过程中，我继续去向鲁思请教。她依然是那样支持我，鼓励我，但也告诫我要用现实的态度面对我选择的道路。用她的话来说就是“这不是在公园里散步”。她说得对。与病人在一起，会弄脏我的手——这么说吧，这项工作毫无舒适可言。

第一次在一家防范严密的心理诊疗所工作的经历，我至今记忆犹新。我到了那里不到几分钟，就有一个病人脱下裤子，当着我的面蹲在地上，拉了一摊臭烘烘的大便。其后遇到的一些事情，虽然没那么恶心，但是也非常奇葩——混乱的自杀未遂、自伤自残、毫无节制的歇斯底里与悲伤。所有这些都让我受不了。不过我每次都能从中学到一些新的应对方法。事情逐渐变得容易了。

奇怪的是，我居然这么快就适应了心理诊疗所这种陌生的新环境。我觉得自己对于疯狂已经司空见惯——不仅是别人的疯狂，还有自己的。我认为我们都很疯狂，只是表现方式不同而已。

这也是我为什么——以及怎么——会与艾丽西亚·贝伦森案件有关的。我是个非常幸运的人，年轻时就有幸接受了成功的干预治疗，从心理黑暗的边缘被拉了回来。然而，在我心中，另一种可能性是永远存在的：我有可能变疯——并像艾丽西亚一样，被囚禁在某个机构里终了一生。若非仁慈的上帝……

当然，英迪拉·夏尔玛问我为什么要成为心理治疗师时，我不可能说出其中任何一点。毕竟我面对的是整个面试小组——如果没有其他原因——我知道这个游戏该怎么玩。

“到了最后，”我说，“我相信，无论初衷如何，是那些训练使一个人成为一名心理治疗师。”

英迪拉像圣贤似的点点头说：“是的，很对。千真万确。”

面试很成功。英迪拉说，我有在布罗德穆尔工作的经历，具备一定优势，说明我可以应付极端的心理创伤。他们当场就给了我那份工作，我欣然接受。

一个月后，我起程前往格罗夫诊疗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