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心理学的政治化程度不如其他社会科学严重，但它有时也会受到乌托邦观念的驱使：认为改变儿童养育和教育方式将会改善社会的种种病态和人类福祉。心理学家有时也会赋予联结主义和其他经验主义理论以道德意蕴，反对那些先天论具有的消极含义。例如，他们认为，先天论为强调先天差异的观念打开了大门，可能会导致种族主义的滋长，这种理论还意味着人的特性是无法改变的，从而弱化了对那些改善人类生存的社会计划的支持。

从“因果关系”到“机器中的幽灵”

20世纪的社会科学不仅包含了对“白板说”和“高贵的野蛮人”的研究，还包括对“机器中的幽灵”的研究。那种宣称我们可以改变我们所不喜欢的自身缺陷的观点成了社会科学的口号。但这只会引发此类问题—我们是谁或者我们是什么。如果那些能够改变自身缺陷的“我们”只是人之外的其他生物，那么我们发现的任何行为的可塑性都无济于事，因为我们作为改造者，从生物学上来讲是受到种种限制的，因此我们可能不是改造者，或者我们能让自己按照对社会最有益的方式成为被改造者。正是“机器中的幽灵”把人类意志（包括改变社会的意志）从机械论的因果关系中解放了出来。人类学家劳伦·艾斯利（Loren Eiseley）也清晰地表达了这一思想，他写道：

人类的心灵，由于它的不确定性、进行选择的力量以及文化沟通，正处在逃离决定主义世界观的盲目控制的边缘，达尔文主义曾无意识地用这种世界观来束缚人类。极端主义的生物学者赋予人类的先天特性化为了泡影……华莱士看到，而且是相当准确地看到，随着人类的出现，生理器官的进化已经相当不重要了，心灵已然成了人类命运的主宰。

艾斯利在文中提到的“华莱士”指的是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1823—1913），他与达尔文分别独立发现了自然选择理论。与达尔文不同的是，华莱士认为，人类的心理不能用进化来解释，它只能是更高等级的智慧设计的产物。华莱士确信，人类的心理能够逃离“决定主义世界观的盲目控制”。华莱士成了一个唯灵论者，他的余生都用在寻找与逝者的灵魂进行沟通的方法上。

认为文化可以与生物学截然分开的社会科学家们可能不会相信，人的头脑中存在着一个四处游荡的幽灵。有些学者则用生物和非生物之间的区别来进行类比。克罗伯写道：“社会的发端……不是任何链条中的一环，也不是某条道路上的一步，而是迈向另一个水平的跳跃……（它就像）无生命的宇宙中第一次出现了生命……从这一刻起，这个宇宙中便有了两个不同的世界。”洛维坚持认为，文化是“自成一类”的，并且只能用文化来对其进行解释，“不是神秘主义，而是正确的科学方法”，因为每个人都知道，在生物学里一个有生命的细胞只能来自另一个有生命的细胞。

在克罗伯和洛维进行研究的时代，他们的论点得到了生物学发现的支持。很多生物学家相信，生命体是由一种特殊的要素—一种重要的活力赋予其生命的，它不能还原成无生命的物质。1931年，一本生物学历史书在提及那个时代所理解的遗传学时曾这样写道：“这种最新的生物学理论使我们明白自己是从哪里开始的，它展示了一种叫作生命或者心灵的力量，这种力量不仅是自成一类的，而且它展示出来的每种特性都是独一无二的。”在下一章中，我们将会看到文化自主性和生命自主性之间的类似之处，这将比社会科学家们了解到的更加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