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出生在东北（辽宁通辽），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她的哥哥姐姐都生得人高马大，她却只有一米五八。据说，她从小就像个男孩儿，性格活泼爽朗，喜欢各种体育运动。不过很快，这种无忧无虑的生活就结束了。

1931年，日本占领东北，成立了傀儡政权，时局纷乱，人心惶惶。那一年，母亲只有12岁，却毅然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她跳上火车，跟随流亡学生到了北京，从此背井离乡，与家人经别数年。后来，我发现我的命运与母亲惊人的相似，也是11岁那年，我离开了台湾。

在北京，母亲和流亡学生一起，在天坛附近继续求学，上了东北人专为流亡学生设立的一所中学。6年后，她考上了上海东南体育专科学校，只身闯荡大上海。

母亲老爱给我们讲她当年上海之行的一次“壮举”。北京开往上海的火车上，母亲靠车窗坐着，悠闲地用勺挖半个西瓜吃，站台上，几个小混混不怀好意地冲她指指点点。过了一会儿，笛声长鸣，火车就要开动，这时，母亲冲那几个混混招招手，等他们不明就里地跑到窗前，母亲一扬手，半个西瓜啪的一声扣在了一个混混的脑袋上。此时，火车缓缓离站，将几个呆住的小混混远远抛在了身后。

多年以后，做了祖母的母亲还经常给我的两个女儿讲起这段往事，女儿们常被逗得哈哈大笑。

在上海东南体专，母亲专修体育，她的短跑成绩非常突出，曾经拿到过全国第二。她当时的梦想是参加一次奥运会，甚至开始为1940年的奥运会作准备，但是无奈，因为“二战”的原因，那届奥运会取消了，母亲的奥运梦也因此破灭。

母亲年轻的时候端庄美丽，她最常向我展示的是一张卷着头发、穿着舞会盛装的照片。这张照片被照相馆老板看中，放大数倍挂在了照相馆门口。没想到，这张巨幅照片常常引起复旦大学男生们的关注，一些男生总能通过照相馆老板问到母亲的地址，跑到东南体专偷偷地“欣赏”。据母亲说，当时怎么也算是“轰动一时”了。

母亲到了80多岁，还经常回忆起这段往事，自己年轻时的“辉煌”还能让她小小地得意一番。母亲就是这样一个永远开心的、淘气的形象。

时间回到1938年父母亲初相遇的那个下午，正在陕西省“战时行政人员训练所”受训的汉中女教师，我的母亲，站在聆听抗战宣讲的人群中间。一个身材不高的四川人，我的父亲，正操着一口川音演讲，他专注的表情、幽默的言语和火热的激情深深地吸引了母亲。一种奇妙的感情在她的头脑里升腾，直到宣讲结束，她的眼神再也没离开过他。

说来也巧，母亲在体专的一个“闺密”正好是四川省“青年团”任觉五的夫人。通过任氏夫妻介绍，母亲终于和父亲见面了，两个年龄相差10岁的年轻人就这样恋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