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5月17日，周三。课表上，排给我的是计算机系的《大学语文》，根据教学进度，当天安排的是作文课。因为天气是少有的大台风，学生在二栋简陋的教室，都能感受到大风在龙洞山脉中的肆虐和威力。我将原本准备好的作文题，临时改为《风》，让学生现场完成。作业收上来后，一个名叫邓桦真的女孩所写的内容，让我无法平静。从她简短的叙述中，我还原了一个家庭的基本脉络：多子女、半年没拿到生活费、家庭月收入不足一千，因为父母年龄不到四十五岁，桦真申请的助学贷款被拒。她所描述的状况和无奈，让入职不久的我极为震撼，以致在一种不安和难以放下的焦虑中，当天就通过校内邮箱，向全校的老师为她发起了募捐。

多年来，惯看广东经济发达和改革开放的宏大叙事，亲闻珠三角火热的经济势头对全国吹起的号角，我对南方的理解和想象，始终停留在发达、开放的单一向度。偶然的《风》，让我第一次纠偏了这单一的印象，我从来没有想到，在我的班上，仅仅通过一次课堂作业，就能窥视到比我年轻很多的学生群体中，竟然还有面临吃饱穿暖层面的现实困境。因为顾及学生的自尊，我没有打听这个女孩的更多消息，毕业多年，也不知道她身处何处。

但她的作业，她的《风》，却让我对流水线般的课堂，从此多了一份驻留的聚焦。

在完成《大地上的亲人》后，我曾多次追问，我笔下触及的一个重要人群，我的外甥、侄子、堂弟，那些八零后、九零后、零零后的亲人，如果没有遭遇留守儿童或者外出打工的经历，如果考上了大学，将会面临怎样的生存和命运？生活是否会呈现出另一种可能？这种追问，显然来自我个人经历与职业经历的触发，构成了我考察学生群体的另一个隐秘维度。巧合的是，从2005年至今，我所教学生的年龄跨度，恰好囊括了我上面所提各个年龄段的亲人。我从事的职业，恰如另一扇窗户，让我得以拥有机会，预设亲人的另一种面相、另一种生存。尽管在《大地上的亲人》中，我为他们没有机会念大学而深感遗憾，但目睹一些境况相似的孩子念完大学之后的真实处境，内心有一种隐秘的释然。相比我有过留守经历的亲人而言，我的学生和他们的唯一差异，就是负载在文凭上的那一丝并不确定的期待。卸载掉计划经济时代大学生身份的各种兜底后，他们的人生开始与市场直接搏击。

我不否认，学生的命运，农村孩子的命运，其实也是我的命运。他们的现实，不过预演我晚出生十年、二十年后的生存，这种时空错位的命运互证，不过再一次强化了我一开始就提出的问题：在急剧分化的现实语境中，我企图通过文字勾勒高校学子的真实场域，以凸显普通青年进入社会后突围、奋斗以冲破自身局限的路径。

我不否认，在写作过程中，因为不同时代对照所产生的反差，以及诸多个案中一次次确认学生命运和背后家庭之间牢固的正向关系，我内心陷入了不知所措的茫然。在进入他们背后更为真实细致的生存肌理，目睹他们日渐逼仄的上升空间，以及种种难以突围的生存场景后，我内心确实有着难以排解的压抑和沉郁。

作为从教者，我亲眼看见全社会最应具有活力的青年群体，越来越多的年轻个体回退到更为封闭的网络世界。不少学生认定今天的便捷和丰富理所当然，今天的失衡和坚硬也理所当然，他们不追问高房价的来由，难以感知各类存在的差异，无法想象一个没有手机、网络、信用卡的时代，也无法想象一个不用租房、没有房贷、教育成本低廉的时代。他们甚至有意无意地转过头去，从不直面大学毕业的起跑线上，同样年轻的躯体去向却千差万别的现实。他们认定个人奋斗，自动剥离个体与时代的关联，在原子化、碎片化的具体语境中，个体与时代之间的关系，被轻易转移到了个体的机遇、命运和努力程度上，个体层面学生与命运的抗争，和整体层面学生无法与命运的抗争，两者构成了触目惊心的对比。

——作为见证者和施教者，我想知道他们的隐密。我不否认，对于年轻群体而言，这是一个多么触目惊心的精神历程，这一切竟然都在无声无息中完成，在市场化、成功学、工具理性明码标价的惯性中完成。我想知道，在现代性进程中，年轻人，尤其是底层年轻人，事实上成为这一进程的直接后果，成为市场化、工具化的直接承载者后，这种后果和当下教育目标及现代化进程，到底呈现出怎样隐秘的关系？我想知道，当一个具有精英观念的老师和毫无精英理念的学生群体相遇，当一个抱持理想主义的中年教师和一群持有现实立场的年轻群体相遇，他们中间是否存在互相看见和唤醒的可能？

至于在整个写作过程中，我为什么更倾向于喋喋不休地讲述学生的故事，倾向于让学生自己出场，并尽可能最大限度地呈现他们更为细致的成长经历、生存状态、生命去向，是因为我一直坚信，在找不到确定性和结论以前，倾听更有力量，让他者发出声音必不可少。无数学生的剪影在我脑海翻滚，我只能依据文本的需要，严格遵从本来的边界，让不多的学生来到我的笔端。对于个体生命的表达和理解，我向来不喜欢戏剧化的呈现，警惕情节化的凸显，我更看重普通生命节奏里所隐含的人生真相，过滤掉学生身上那些新媒体时代极易吸引眼球的事情，我更愿意凸显他们倏忽眼神背后的仓促和隐忍。

我知道，相比学生群体的丰富和我笔下人物的有限性而言，我的表达，具有天然的局限。我既无法通过穷尽对象的学理式写作获得答案，也无法通过严丝密缝的推理来寻找结论。唯一能够依仗的，不过十三年从教生涯中，通过对学生群体的持续观察，以及来自师生关系的长久联系、观照，所获得的感性认知。通过打开有限个体的命运，我发现他们的生命故事，竟能验证自己的某种直觉，并在这种直觉中，帮我找到一种理解时代的可靠方式。我知道本文无法提供整体性的观点，不过呈现了个体见证的生命景象，但我不能否认，正是具体的生存，让我意识到中国普通青年群体，在时代的洪流中，某种必然的遭遇和突围的可能；我不能否认，正是鲜活的个体生命，丰富了我对年轻人的认知和理解，稀释了此前对这个群体常见的曲解和成见。

——本书出场的年轻人，全部来自我任教的广东F学院，时间跨度始自2005年直至今天。写作的线索，主要依赖我教公共课、先后两次当班主任的观察、私下的导师制施行过程，以及我对广东学生的刻意聚焦。我欣喜地看到，尽管年轻人的奋斗夹杂了无数心酸，但他们蓬勃的生命力，依然呈现出了生命本身蕴含的创造本质。他们努力、认真、淡定，有着无法想象的韧劲；他们蕴含的巨大力量，足以迸发出各种可能。

今天，二本院校的起点，也许让他们默默无闻，但没有人否认，无数个体的努力，正悄悄改变群体的命运，并事实上推动社会更为稳固的站立。

世界已悄然改变，对大多数人而言，日常生活并未产生太多的变化，但那宏大的转身，终究会渗透进我们生活的细枝末节，会介入年轻的生命。

看见他们，看见更多的年轻人，是我作为一个在场者记录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