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前形势，邓小平说：现在是新的阶段，也就是新的情况，需要我们党的工作实现新的转变。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已经到来了，表现在停战命令、和平建国纲领和整军方案的公布。对这三个决议，有些同志想不通。这不要紧，警惕性高些是好的。三个决议对中国人民是有好处的，和平对我们有利，打下去对我们不利。民主好吗？好！和平建国纲领基本上是以我们的建议为基础的，但这还是纸面上的，还需要经过一番斗争。这是立场，不管怎样破坏曲折，大的方向已经确定了。

这一阶段我们有哪些转变呢？邓小平说：党的地位，以前在解放区以外是不合法的、秘密的，现在取得了平等合法的地位。军队国家化是一个变化，军队脱离党派，这个变化很大。我们都在这个变化之中。政权是统一的，我们要去，也要开门让人家来。总之一句话，要开门。有好处也有坏处，旧社会会来侵蚀我们，国民党会用金钱、美女、地位来收买我们。全党都要经得起这个考验，我们有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就有百分之百的保证。相信毛主席是不会错的，这不算盲目。24年的历史可以证明。

关于对美国的认识，邓小平说：美国人设个套，套上了国民党也套上了我们。问题是我们是有准备地、自觉地钻进去。为什么要钻？不钻不行。内战不停止我们要吃亏，不能保存强大的力量。不钻进去就不能学会新的斗争本领，就不能发展革命。这是光明的一面。黑暗的一面是美国与国民党立场基本是一致的，我们钻进去要受压迫，受气。美国人在停战范围内设出一个个圈子来套我们，什么停战小组、交通小组、煤炭小组，美国人假装出来说公道话。派去执行小组的同志有不愿意干的，提出不干还得干，这是学外交本领。要在斗争中学，关起门来是学不到的。以往我们的圈子太小，所以进步慢。军事上我们有进步是因为与日本斗争，在政治上就不如地方工作的同志，因为他们领导了群众斗争。

最后，邓小平把他的报告总结为四点：（1）国民党和美国的本质是什么？必须认清。（2）美国有圈子，要提高警惕。（3）要有意识地钻进去，有好处也有困难，要会运用策略。（4）要埋头苦干，卧薪尝胆，学会本领。

邓小平政委的报告透过现象看本质，使大家头脑清醒了许多，和平时期也不简单，有许多复杂的问题要面对，也有许多新的东西需要学习。最重要的是学会合法斗争的艺术。

合法斗争，大有学问。军事调处执行部下设若干小组，在各冲突地区进行谈判。太行军区司令员秦基伟被任命为第12小组（石家庄小组）中共首席代表，太行军区副政委黄镇任第10小组（新乡小组）中共首席代表。出发前邓小平告诉大家，谈判要掌握“内方外圆”，就是原则问题寸步不让，但不能大吵大闹，要讲究方式方法，不动声色地解决问题。秦基伟坐上一辆缴获的日军破汽车，当时没有汽油，烧着木炭，摇摇晃晃地开到石家庄。

石家庄小组的任务是监督停火，划定解放区和国统区的分界线。有些地方原来是日伪统治区，很难说应该划给谁。秦基伟抱定一条原则：地盘不能丢。这东西多了可以，少了不行。国民党代表也不让步，一谈就争得不可开交，美国人也左右为难。秦基伟脑子一转，争取主动。于是质问国民党代表：你说这个村子是你们的，那你说说，这村子有多少人，多少地，以前日军是哪个部队，你们和他们作过战没有？国民党是刚来接收的，具体情况也不清楚。于是美国代表只好大致作个裁定，把许多游击区和敌占区划到我方名下。

不久，军调部召集各地执行小组到北平开会。秦基伟头一次来到皇城，不免新奇，也闹出些土八路进城的笑话。谈判讲究规格，我军没有军衔，为了需要临时安个头衔。秦基伟、黄镇都是少将，发了国民党的黄呢子军装，穿起来很神气。回到石家庄后，同组的陶希晋问自己是什么军衔，秦基伟告诉他是上校。陶希晋说：“糟了，我已经对外号称少将了。”秦基伟说：“少将就少将吧。”但是少将军装只有一套，只好谁谈判谁穿。同行的张蕴钰出主意说：“换来换去多麻烦，街上有卖领章的，买一副不就行了吗。”张蕴钰曾在西北军当过排长，对军衔略知一二。他只知道少将领章上是一个花，没有杠，于是买了一副骑兵少校的领章来。骑兵少校虽然也是一个花，却是星花，不是陆军少将的一个梅花。等第二天陶希晋戴上领章一进会场，国民党代表和美国代表都愣住了，问：“陶代表，你这个少将怎么变成骑兵少校啦？”陶希晋才知道闹了笑话，下来就对张蕴钰发了一通脾气。几个月的谈判，虽然闹了些笑话，但开阔了眼界，见了世面，每个人的口才和辩论能力都大有提高。后来的谈判变成了扯皮，国民党在谈判桌上无理狡辩，背地里调兵遣将，准备内战。我方也撤回了军事主官，换了一批政工干部和地方干部对付他们。

为了执行整军方案，各解放区都不同程度地开展了精简复员工作。中央3月6日给华东局、晋冀鲁豫局和华中分局的指示说：“无论将来情况如何，我们均须精兵简政，减轻民负，方有利于解放区之巩固与坚持。你们三处兵额最大，负担极重，如何实现精简，应速决定方针。我们意见，第一期精简三分之一，并于三个月内完成。被精简人员武器，有计划的妥善的分配到农村生产中去。第一期完成后，取得经验，第二期再精简三分之一。”以此推算，晋冀鲁豫军区大约要精简1万人。精简对象是入伍多年的老弱病残战士，多余的后勤人员，未成年的小孩和特殊情况自己要求复员的。连以上干部一般是不允许复员的。对复员人员，要按参军年限发给多少不等的退伍费用，由家乡政府安顿生活。对无家可归的复员战士，政府要帮助找住房，发贷款，让他能生活、能搞生产。对残废军人，地方要负责给予照顾。从4月开始，各军区都在进行复员工作。这本来是精兵简政的好政策，但是和平时间长了，部队中一些干部产生了厌战情绪和贪图享受的思想，不少人申请到后方或地方工作，离开野战军。据太行军区政治部给晋冀鲁豫军区的《关于目前干部思想情况的报告》反映，这种情况是相当严重的。

例如，“干部战士普遍的不愿到野战军。在反攻开始后，大家都想去野战军，因而认为留在军区的部队是吃不开的，因此曾对供给待遇上有不满意见。很快到野战军的意见少人提了，发展到现在不愿去野战军已成普遍现象。”“许多干部请假回家或看老婆不按时归队，一住超假几个月，甚至回去后坚决不回来。好一点的还写信来要求转组织关系，打复员证，有的则根本不作声就在家里住起来。这简直也是普遍的几乎每个单位都有的情况，军区虽有命令教育，但仍未纠正。”“普遍闹婚姻问题。这对工作影响很大。没有老婆的到处想法找对象，不择手段，不讲方式，要什么给什么。有了老婆的经常闹生活问题、培养问题，不愿意让进家属学校，又不能工作，要把自己老婆送去住高小。但是公费生就由单位补贴，或在本单位寄生。如四分区160余个老婆，除60余个住家属学校外，皆寄生在本单位。有些则因照顾困难，干部不满，与一些首长的老婆比。许多干部要了老婆反成了累赘，一打罢仗就跑到老婆那里。老婆生小孩，一住几个月不归队。老婆病了通讯员招待不行，非自己去侍候不可。许多干部的老婆是老百姓，影响干部的工作调动，不愿离家，拉后腿。总之，我们感到娶了老婆以后的大多数同志能够积极为工作出发，但也有少数同志向坏的方向发展，反而比以前更差了，要求更多了。这一问题我们几乎每天都要打这种官司。”

针对这些问题，晋冀鲁豫中央局于1946年3月22日下达指示，严厉批评和平麻痹的思想和倾向：“从停战协定以来，我党我军中最大偏向是斗志松懈，太平观念，认为停战协定一签订即可以与国民党和平共居，幻想国民党会忠实履行停战协定，因而有些地方不适当的发展了享乐主义，斗志松懈。李自成进北京不是整军经武，准备打击新的敌人，而是贪图富贵，内部争权夺利，结果失败了。历史的教训不可不接受。”冀鲁豫区党委根据本区实际情况，在4月10日《对目前工作的补充指示》中更具体地说明：“近来国民党连续不断的空运部队到济南，在陇海及平汉线上集结兵力，调整部署，召开军事会议，并借口武装修复铁路，向平汉线北进，挑起战争。尤其严重的是在铁路两侧实行其对解放区的蚕食政策，由于我们太平观念，斗志松懈，致使我边沿区斗志日益退缩，失掉了不少村镇。据不完全统计，自元月13日停战以来，我边沿武装被顽袭击约77次。我方损失仅最近封丘一次，即被俘100余人，牺牲与伤亡共约100余人，丢机枪13挺，步枪200支。”“时局的发展是比较快的，但我们的思想跟不上，以致发生思想和时局脱节的现象。在和平民主新阶段开始时，我们存在着‘左’的关门主义的偏向；而目前最突出的偏向是右的，斗志思想，太平享乐，怕斗争的思想上升，因而在边沿斗争上表现着斗志思想、麻痹、退缩，不是寸土必争而是怕斗争。”“在工作上普遍的松劲，不推不动。相反的却发展着个人主义，什么生活问题、家庭问题、婚姻问题、职业问题、地位问题，只是计较个人的利弊得失，为个人打算。而党的利益，人民的事业则想得较少。各级党委必须根据各地干部的思想现状，加强思想领导，克服右的思想偏向。”

战争最能叫人清醒。“和平民主新阶段”不过短短三个多月，关外炮声隆隆，东北民主联军和国民党精锐部队在四平开始了激战。晋冀鲁豫、华东、中原也是阴云密布，国民党加紧战争准备，全面内战即将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