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序

吕思勉先生，字誠之，筆名駑牛、程芸、芸等，江蘇武進（今常州）人，現代著名的歷史學家。一八八四年二月二十七日（清光緒十年甲申二月初一）生於江蘇常州十子街的吕氏祖居，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農曆八月十六日）病逝於上海華東醫院，享年七十四歲。

吕先生出生於詩書傳世之家，童年受的是舊式教育。六歲起，延請塾師在家教讀，後因家道中衰，遂讀書自學。故鄉常州歷來文風很盛，先生的父母、姐姐（永萱）、親友都通經史、能詩文，在他們的指導下，先生很早就在版本、目録、經學、小學、歷史考據等方面受到良好的訓練，對西學新書也有廣泛的閲讀。十一二歲起讀新書新報，十五歲時始讀正史，自言“於史部之事，少時頗親”；又讀《日知録》、《廿二史札記》等，亦甚有興味。至二十三歲已將正史讀過一遍，並立下治史的志向。吕先生的治學，承繼了清代朴學的傳統，以精讀史籍爲日課，數十年如一日，他先後把二十四史讀了數遍，又參考其他史書以及經、子、集部等文獻，將輯録的史料進行析解、分類、排比、考證，寫成一條條札記。經過長期的積累，所寫讀史札記達一百多萬字，這是他治學的基礎性工作。吕先生贊賞乾嘉學者的考索之功，自言“於顧先生（炎武）殊愧望塵，於餘家（即趙翼、王鳴盛、俞正燮等）差可隨肩耳”。他以前輩學者爲楷模，但不流連於“仄而專”的小題目，而著力對歷史進行融會貫通的研究，故他的史學著述有“通貫各時代，周贍各領域”的特色。

先生立志治史之時，正是“新史學”方興未艾之際，曾自言：在學問宗旨上受梁啓超影響最深，尤服膺梁氏之論事“能以新學理解舊史實，引舊史實證明新學理”。先生一生未有負笈海外的留學經歷，但他長期在上海從事文史的研究和教學工作，對當時傳入的各種社會科學的新學説、新理論都深入的研讀。他的著述吸納了許多社會學、經濟學以及唯物史觀等新學説，但都使用本土化的概念術語；新舊交融，似舊實新。他在中國通史、斷代史、社會史、文化史、民族史、政治制度史、思想史、學術史、史學史、歷史研究法、史籍讀法、文學史、文字學等方面寫了大量的著述，其治學範圍之廣、規模之大、著述之豐富，在近現代學者中是少見的。他參與了古史的辨僞研究，領銜主編了《古史辨》第七册，但不屬古史辨派，認爲古史存在着“層累造成”和“逐漸地剥蝕”兩個方面，主張疑古、考古、釋古三者共存互補；他批評前人鄙薄比次之業，提倡考索、比次、獨斷，三者不可偏廢，尤以“通貫”爲治史之最高境界，以通貫之學，求社會演進之迹，明變遷緣由及因果定則；他反對急功近利地將學術趨用救世，但强調學者當繼承傳統的經世致用的精神，他的著述既是純粹的學術性專著，又內涵着强烈的現實感，具有深切的現實關懷。他始終站於學者的立場，關心社會現實，針對現實問題，撰寫各種倡議改革的時論性文章；他對傳統文獻做了大量的整理考證，但不囿於史料整理，他拆拼正史材料，建立新史規模，與梁氏“新史學”的規模最爲貼近。中國通史在進入二十世紀後成爲一門可讀可講的學問，吕先生的貢獻獨巨；他以一人之力探索構建的史學體系，與當時學界的主流學風有着方向性的差异。

吕先生長期從事文史的教育工作。自一九〇五年起，他先後在蘇州東吴大學（一九〇七年）、常州府中學堂（一九〇七年至一九〇九年）、南通國文專修科（一九一〇至一九一一年）、上海私立甲種商業學校（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四年）等學校任教。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九年，先後在上海中華書局、上海商務印書館任編輯。其後，又在瀋陽高等師範學校（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二年）、蘇州省立第一師範學校（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五年）、上海滬江大學（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上海光華大學和華東師範大學任教。其中，在上海光華大學任教最久，從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五一年，一直在該校任教授兼系主任。一九五一年，高等學校院系調整，光華大學併入華東師範大學，吕先生遂入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任教，被評爲歷史學一級教授。

吕先生是教學與研究相互推動的模範，往往因教學的需要，推動了他某一領域的研究；又由研究的成果，推進了某一方面教學的開展。他的不少著述，原先都是爲學校教學而撰寫的。他的一生，是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的一生。在教學工作之餘，吕先生把大部分的時間都用在研究寫作上。他的治史有理想、有計劃，幾十年如一日，專心一意、鍥而不捨地按計劃堅持研究工作。先生的主要著述有《白話本國史》、《吕著中國通史》、《先秦史》、《秦漢史》、《兩晉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吕著中國近代史》、《先秦學術概論》、《經子解題》、《理學綱要》、《宋代文學》、《中國社會史》、《中國民族史》、《吕著史學與史籍》、《文字學四種》、《吕思勉讀史札記》、《論學集林》、《吕思勉遺文集》，以及十多種教科書和文史通俗讀物。著述總量達一千餘萬。吕先生晚年體衰多病，計劃中的六部斷代史的最後兩部《宋遼金元史》和《明清史》，已做了史料的摘録，可惜未能完稿，是爲史學界的一大遺憾。

吕先生的著作，民國年間曾有大量的出版和重印，但因年代久遠和社會的變遷，早年出版的著述後來都很少能見到了。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起，上海古籍出版社率先影印了吕先生的《先秦史》、《秦漢史》、《兩晉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四部斷代史，又將已刊未刊的讀史札記，收録合編爲《吕思勉讀史札記》出版。其他出版社也出版、重印了一些吕先生已刊、未刊的書稿，如《史學四種》（上海人民出版社）, 《論學集林》、《文字學四種》（上海教育出版社）, 《吕著中國近代史》、《史學與史籍》、《吕思勉遺文集》（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等。這期間，楊寬、吕翼仁先生爲吕著的校訂整理，付出了大量的時間和心血。由於歷史的原因，八十年代後出版的吕著，都存在有不同程度的删節和改動。二〇〇五年至二〇一一年，上海古籍出版社較爲系統地出版了“吕思勉文集”十八種，是當時最好的吕著合集。但是“吕思勉文集”的整理出版，也有不足之處：部分新找到的著述、教科書、教學參考書等，未能及時編入；部分舊文、筆記、日記及傳紀資料，因難以合集也没有收録。此外，還存在着編排不當、遺漏、删改等問題。

近年來，吕先生的著述已越來越多地爲學界推崇和廣大讀者歡迎，而吕著的新刊、再版與修訂工作也積累了一定的成果，特別是經過多方的搜羅，找到了先生早年的一些舊著、教科書、教學參考書等，這都爲出版《吕思勉全集》奠定了堅實基礎。二〇一二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决定出版《吕思勉全集》，並開始了全盤的規劃和整理工作。《吕思勉全集》收録了吕先生的全部已刊、未刊的學術著述和論文，除了通史、斷代史、近代史、讀史札記、論學叢稿以及各種專史外，新增加了《高等小學新修身教授書》、《高等小學校用新式歷史教授書》、《高等小學校用新法歷史參考書》、《高等小學校用新式地理教科書》、《高等小學校用新式地理教授書》、《更新初級中學本國史》、《〈古文觀止〉評講録》、《本國史（元至民國）》、《中國文化史》、《國學概論》等十餘種舊著，以及先生全部的時論文章、詩詞、聯語、筆記等。先生的日記、信函以及各種傳紀資料，則編入《吕思勉先生編年事輯》。《全集》收録的所有著述，都按原稿、初版本重新校過，删節、遺漏處都恢復補正。如《隋唐五代史》因留有手稿（上册），可以補正大量的删節和改動；《中國社會史》按留有的油印稿校訂，恢復、補正了《中國制度史》的删節和改動。《讀史札記》大都按手稿校定，也補正了不少删節和漏刊。《全集》收録先生的各類著述七十種，大致按類編排，分爲通史、斷代史、專史、讀史札記、論文、文學與文學史、文字學、史地教科書、歷史通俗讀物、小説、詩文、聯語，以及日記、信函等傳紀資料，《全集》共分二十六册，總計約一千二百餘萬字。爲便於讀者的閲讀，我們在每種著述之前，擬寫了一篇前言，交代該著述的寫作緣由、寫作或出版的年代，以及各種版本和整理校訂的情况。

《吕思勉全集》的整理出版，得到了國家及學校、出版社等有關部門的關心和支持。二〇一三年，《吕思勉全集》列入二〇一二年上海市新聞出版專項資金資助項目；上海古籍出版社一貫對吕先生著述的出版、重印給了大力的支持；期間，也得到華東師範大學領導及有關部門的大力支持。在此謹致謝忱！我們的整理校對工作，雖力求慎重，然限於能力，錯誤疏漏之處，在所難免，敬請讀者不吝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