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过得入不敷出。我们当时住在政府建的廉租房里，每个月的租金不到一百美元，可即便如此，父亲也常常手头拮据。他到废车场买二手轮胎用，转身又去花大钱做个美甲或美发。父母常常会在厨房的餐桌上计算收入—他微薄的薪水、零碎的借贷以及包括赌局收入等灰色收入—的余钱，并就此争吵不休。对此我避之不及。还好，我有楼梯间这个避风港。

我还尽量躲着父亲，生怕沾着他的怒火。他常常会朝我、萝妮、迈克尔突然发火，挨揍是常有的事，有时还会有别的体罚手段。有一次吃晚饭时，他就把我的脸按进一盘意大利面里。

电话铃声也是一个焦虑之源。挂在墙上零零作响的电话机足以令我精瘦的身躯僵化。母亲常常让我替她接电话，以防对方是追债人。“对不起，我爸妈都不在家。”我会在他们一人或两人的注视下如此回答。我挂断电话后，常常因为说谎而满心羞愧。后来，父母让我去向熟人借钱，我又因为家中拮据的事实而再度羞愧。

我害怕父亲，有时候还因为他的行为而对他心生厌恶。可是，有些时候，哪怕是在懵懂无知的童年，我也能感觉到他的痛苦。

1961年冬天，我七岁。在一个寒冷的日子里，我们在楼后面打雪仗。这时，母亲从我们家位于七楼的公寓里探出身子来，使劲招手，让我赶快回家。

“你爸爸出事了，”我跑回家里，母亲对我说道，“我得去医院。”

父亲当时的工作是开货车，把干净的尿布送到用户家里，再收回脏的尿布。几个月来，每次下班回家，他都抱怨这份工作的脏臭。他说这是“世界上最烂的工作”。我相信他的话。

在那个路面湿滑的冬日，父亲在送货的时候踩在冰上摔倒了，骨盆和脚踝骨折。此后一个月里，我每次回家，一进家门，就会看到父亲平躺在沙发上，因为腿上打着石膏，他5英尺8英寸的身躯动弹不得。他手指夹着万宝路香烟，英俊的脸庞满是痛苦之色。

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像父亲这种一没文化二没技术的工人，一旦因公受伤，基本上就会立刻被辞掉，连个招呼都不打。出事之后，父亲没有收入，没有医保，没有赔偿金，父母又没有积蓄，所以，他们一下子就到了穷途末路。母亲不能出去挣钱，因为她当时怀着七个月的身孕（我的弟弟迈克尔）。若不是当地一家名叫“犹太人家庭服务中心”（Jewish Family Services）的慈善机构帮忙，我们家连饭都吃不上了。

此后几年的时间里，我试着站在父亲的角度看待这件事。一个受了公伤、打着石膏的人怎样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观？先前，他勇挑重担，为了供养人丁日增的家庭，干着“世界上最烂的工作”，可他从中得到了什么？受了公伤又被公司辞退。或许这次受伤正是分水岭：在那个漫长的冬季，这个满以为生活有望出现转机的人突然发现，一次摔倒就能令生活坠入深渊。当时我不知道他的情感和理智是怎样的一种情况，但无助的父亲瘫倒在沙发里的一幕永远铭刻在我的脑海之中。

父亲受伤后的几年时间里，对我而言，家庭生活变得更无吸引力。楼梯间并非我唯一的避风港，还有一处，就是廉租小区的运动场。那里的水泥地面简直就是我的天堂，虽然四处坚硬，却让我觉得充满机遇和归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