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五：明 唐寅 《王蜀宫妓图》

此图俗称《四美图》，明代唐寅作，绢本设色，124.7厘米×63.6厘米。画面描绘的是五代前蜀后主王衍后宫里的故事。画中四位宫妓头戴金莲凤鸟花冠，身着云纹装点的道衣，端庄而不失娇媚。身着蓝色衣裙的宫妓，正给左边穿褐色衣裙的宫妓劝酒，右边身着绿色长裙的宫妓，身体略微前倾在斟酒，中间背对我们的这位，左手托盘里盛放着酒壶和点心。从画面看出，左边这位宫妓已然不胜酒力，似在挥手婉拒不能再喝了，而蓝衣女子依旧在不住地劝她更尽一杯。四人相向而立，通过婀娜的姿态和推让的手臂，画面的生动感与丰富性跃然而出。唐寅以“三白法”在宫妓的额、鼻、颌三处涂上白粉，恰似如今的高光妆容，使得人物面部更加饱满立体。

有意思的是，宋太祖的乾德年号并没有立即停用，一直用到了乾德五年，直至乾德六年才把年号改成开宝。宋太祖的不信邪，由此可见一斑。

通常情况下，新皇帝即位的当年是不改元的，要等到第二年春天才正式启用新年号，以示对先帝的尊重。“不逾年改元”者，若非改朝换代，则难免落人口实。比如，公元220年曾出现了三个年号——建安、延康和黄初。这一年本来是汉献帝的建安二十五年；正月，曹操死，曹丕嗣魏王，二月，改年号为延康（献帝年号）；十月，曹丕逼汉献帝禅位，改年号为黄初。又比如，宋太祖开宝九年（976年）十月二十一日，太祖暴崩，其弟即位，是为太宗。太祖自有子，且已成年，兄终弟及，“斧声烛影”，固已启人疑窦。当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太宗复下令改元，太平兴国元年只得八日。“不逾年改元”，八日都不肯等，吃相未免难看，更令人疑其皇位来路不正。

同一个皇帝换年号，有的是为了向上天祈福，比如武则天，有的是要宣誓政治路线。最喜欢在年号上标榜政治路线的，是宋朝。比如，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导致官僚集团分裂，新旧两党对立。神宗用过两个年号——熙宁、元丰。神宗之子赵煦（后来的哲宗）幼年即位，神宗之母太皇太后高氏摄政，一反神宗之政。太皇太后去世后，哲宗亲政，重返神宗路线，遂用绍圣做年号，“绍”者继承，“圣”者神宗，“绍圣”的意思就是要继承父亲的遗志。神宗的另一个儿子赵佶，即徽宗，用过一个年号崇宁，意思就是崇尚熙宁，宣誓重回熙宁政治路线。崇宁是宋徽宗的第二个年号，他的第一个年号叫建中靖国，意思是采用中间路线，调和新旧两党，以期重建稳定的政治局面。这是十九岁的宋徽宗刚上台时的政治诉求——这个绝顶聪明的年轻人看问题很准，知道国家的麻烦在于官僚集团的分裂，只可惜有心无力，好大喜功，最终还是倒向了新党一边，“崇宁”去也。

明清两代，画风大变，皇帝不再拿年号玩文字游戏了，基本上一个皇帝一个年号用到寿终。所以，明清两代的皇帝是可以用年号来称呼的，比如“洪武爷”“朱洪武”，这是明太祖朱元璋；康熙、雍正、乾隆，这是清王朝鼎盛时期的三位皇帝。

与年号等政治时间相关联的行为，有颁历授时。“颁”是颁发之意，“授”是授予之意，“历”就是历书，是有关年、月、日、节日、节气等的时间表。

颁历授时有两个方向。一个是从上往下，统治者有义务制定历书，给时间划分段落，来指导生产和生活。另一个是从下往上，从被统治者的角度来说，接受谁颁发的日历，用谁的年号，按照谁的时间表来安排生活，庆祝哪个皇帝、皇太后的生日，避讳哪个皇帝的忌日，其实是一个政治选择——接纳谁的时间，就等于接受谁的统治。因此，一个统一的大帝国的理想就是，取缔一切民间私自制定的历书，由官方制定历书，并颁发到全国各地，让全国各级政府都能够按照统一的时间表来安排工作，让全国各地的人民都能够按照统一的时间表来安排生产生活。换句话说，历书所规定的是一个国家的时间秩序。

传统史书把颁历授时的传统一直追溯到传说中的圣王尧的时代，但这只是一厢情愿的想象。在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前，用一本历书统一全国其实是很困难的。各地出土的秦汉时期的历书就有很多不一致的地方，可见当时中央政府的颁历能力终归有限，在很多地方，老百姓还在用民间学者制定的私历。到了唐代，中央政府的颁历能力大大提高，即使是远在新疆的吐鲁番，也能严格按照唐中央颁布的历书行事。按照现在的道路里程，新疆吐鲁番距离唐代长安是两千多千米，唐代的路况跟今天是没法比的，所以会更慢。长安十一月颁历，次年的二月，这份新颁的历书才能抵达吐鲁番。可是，按照唐代的制度，地方政府的粮料是按月发放的，每月按天数计算，大月小月差一天。在接到中央政府的历书之前，吐鲁番地方政府有两个月无历可依，那么，这两个月应当怎样发放粮料呢？一概按小月发放，待日历到时再做更正。倘若这两个月都是大月，那么就把那两天的口粮补回来。唐朝律令制政府行政的严谨性，以及唐中央无远弗届的行政覆盖能力，令人惊叹。

干支计时与颁历授时这两种传统的时间标记方式所展现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时间观念？意义的产生需要外物的参照，我们的参照物是西方的公元纪年法。

公元纪年是以耶稣诞生的年份为界线，把时间分成“公元前”和“公元后”两部分。不管“公元前”还是“公元后”，时间都是连续的，这是西式的时间。相比之下，中国的时间，不管是干支，还是皇帝的年号，都处在不断的“重启”当中。六十一甲子是不断更新、重启的，每一个甲子都是一个新的开始。每个朝代的建立、每个皇帝的即位，甚至每个年号的开端，也都是一次重启。相较之下，中国的时间其实比较缺乏连贯性。正因如此，那些通史的写作者，比如司马迁、司马光才显得尤其伟大，因为他们让“我们的时间”连续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