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尼斯鲍姆提出：“1918年以来，对传染病，尤其是病毒学的科学认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1924年洛杉矶鼠疫、1930年的鹦鹉热、1976年费城的军团病、1980年出现的艾滋病、2003年的SARS、2013年的埃博拉出血热以及在巴西暴发的寨卡疫情，各种瘟疫接踵而至。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在2015年总结全球应对“埃博拉”时说：“这次疫情暴发……既恐怖，又出乎意料。世界各国，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反应太慢了，眼前发生的事情令我们措手不及。”作者问道：“为什么我们尽了最大努力来预测流行病的到来，并为迎战它们做准备，却总是被打个措手不及？”2020年的“新冠肺炎”使地球人又一次陷入同样的危机，正在拖垮全球卫生资源的分配。

“傲慢”，或许是其中一个起决定作用的关键词。一般而言，当我们在讨论“傲慢”时，总是会联想到高等文明、种族优越感、政府与官员们的“傲慢与偏见”，这些事例在疫情大暴发时，必定会表露无遗。本书的每个章节都有具体例子，展现不同群体的“傲慢”和不同形式的“狂妄自大”是如何影响疫情的防控，如何撕裂社会，以及如何摧毁国民经济的。比如1924年洛杉矶鼠疫期间，当地政府对疫区——梅西大街和观景花园区——进行隔离检疫的决定与控制感染没有太大关系，完全是出于种族主义与偏见。但《人类大瘟疫》一书尖锐地指出了一个普遍存在，而人们又不愿意面对的事实：大瘟疫的定期降临，是人类为自己的“傲慢”付出的代价，持这种“傲慢”态度的甚至包括疫病的狙击手——科学家。

1918年流感流行期间，正值西方科学界沉浸在细菌学建立和疫苗发明的喜悦中，科学家成为对付疫病的英雄，法国和德国的细菌实验室不断有好消息传出，科学家充满了战无不胜、奋勇前行的自豪感，而这种情绪也影响到了社会和公众心理。当时，关于流感致病病原体的说法，科学界普遍采纳德国细菌学之父科赫的女婿所提出的普氏杆菌的结论，然而，美国军营流感病例的测试中，科学家发现并非所有的病例都能检出普氏杆菌，但是没有人敢挑战德国科学家的权威，公开质疑德国科赫学派所创建的细菌理论范式。即便科学家已经意识到这是一种新的流感病毒，却依然无法撼动既定流感的细菌学范式。在作者看来，科学家有责任“规避智识的傲慢，并警惕任何关于自己知识广度和深度的幻觉或自以为是”。作者指出1976年在费城发生的军团病挑战了战后的医学进步，打击了那些认为先进工业社会不再需要担心旧时代瘟疫的自大心理，“如果说军团病是对过于自大的公共卫生行业的一则警示，那么艾滋病彻底让人们明白，在先进的技术社会中，尽管有疫苗、抗生素和其他医疗技术，传染病却并没有被消灭，反而持续地在威胁着我们”。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主任森瑟尔说：“我们曾期待当代科学战无不胜，可以使所有困难迎刃而解，然而现实却与理想背道而驰。”

的确，分子生物学技术的进步使传染病学家和公共卫生学家对流感的生态学、免疫学有了更深入的理解，能准确地把握疫病模型，并用统计学的方法分析流行病的趋势。尽管科学家已经从1918年大流感的H1N1病毒中提取了其遗传物质，对其病理学和流行病学也有了充分的解释，但科学家依然无法回答，为什么1918年大流感中死亡率最高的是年轻人？因为该病毒对所有年龄段的人都有传染性，这成为一个神秘而弥久的科学谜题。同样的，费城军团病的疫情调查最后也以失败告终，构成20世纪“流行病学最大的一个谜”。科学家们认为：“近几十年来，流感大流行继续催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事件，暴露了科学知识的一些根本性欠缺。”这使科学家至今无法确定流感暴发的决定因素和出现概率。

2009年H1N1疫情过后，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两种H1N1猪流感病毒发生重组可能会引发全球流感大暴发，为此启动了防备计划。世界卫生组织的预言导致了世界范围的恐慌，然而，截至2019年《人类大瘟疫》英文版出版时，世界卫生组织预言的大流行并未发生，这引发人们指责世界卫生组织“捏造”流感的预警是在帮助疫苗制造商和其他利益集团。霍尼斯鲍姆不无忧虑地说：“回顾过去一百年的流行病疫情，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将来一定会出现新的瘟疫和新的流行病。既往的经验告诉我们：问题不在于流行病是否会出现，而在于何时出现。瘟疫或许无法预测，但我们应该知道它们一定会再次来袭。”

2019年隆冬之际，“新冠肺炎”在武汉暴发，不到3个月就引发全球大流行，2020年3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鉴于新冠病毒的传播和迅速扩大的影响，这次疫情从特征上可称为“大流行”，10年前的预言不幸在全世界人的见证下成为现实。

令人遗憾的是，即便有10年的准备时间，我们依然无法从容应对，恐慌、歇斯底里和傲慢还在继续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和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