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媒体在这些过程中发挥了作用——毕竟没什么能比恐惧更抓眼球了——但是，尽管有线新闻频道全天候的报道和社交媒体助长了传染病暴发引起的不安、恐慌和污名化，记者和博主在很大程度上却只是媒介。我认为，通过提醒我们注意新的传染源，并将特定行为定义为“有风险的”，医学科学——特别是流行病学——才是这些不合理的、往往带有偏见的判断的最终源头。毋庸置疑，对传染病的流行病学和病因学的更深入的了解大大提高了我们应对流行病的能力，医学技术进步也无疑极大地改善了人类的健康和福祉，但我们应该认识到，前述这些知识在不断地滋生新的恐惧和焦虑。

本书中讨论的每一种流行病都描绘了这一过程的不同方面，书中还描绘了在每一个流行病例子中，疫情的暴发如何动摇了人们对占主导地位的医学范式和科学范式的信心，强调了以牺牲对疾病诱因更广泛的生态学探求为代价，过度依赖特定技术的危险性。根据对科学知识建构的社会学分析和哲学分析，我将论证，在紧急事件发生前“已知”的东西都被证明是错误的，这些“已知”的东西有：水塔和空调系统（军团病的例子）不会给酒店客人和医院的医生及病人带来风险；埃博拉病毒不会在西非传播，也不会传播到大城市；寨卡病毒是一种相对无害的蚊媒疾病。我也解释了在前述的每一次事件中，流行病如何引发了关于“已知的已知”和“未知的未知”的反思，以及科学家和公共卫生专家应如何在未来避免此类认识论盲点。

本书讨论流行病时，也强调了如下一点：在不断变化的疾病流行与发生模式中，环境、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因素起到了关键作用。回顾迪博对病原生态学的见解，我认为大多数疾病的出现都可以追溯到生态平衡的破坏，或病原体惯常寄居的环境的改变。这一条尤其适用于动物源性疾病或人畜共染病毒，如埃博拉病毒，但也适用于共生菌，如链球菌（它是引起社区获得性肺炎的主要原因）。目前认为埃博拉病毒的自然宿主是一种果蝠。然而，人们尽管已在非洲本土的各种蝙蝠身上发现了埃博拉病毒抗体，却从未在任何一种蝙蝠身上发现活病毒。最可能的原因是，就像其他由于长期进化而关联在一起的宿主和病毒一样，蝙蝠的免疫系统会很快将埃博拉病毒从血液中清除，但在清除前，病毒就已传染给了另一只蝙蝠。结果，病毒在蝙蝠种群中不断循环，而不会导致病毒和蝙蝠中的任何一方灭亡。类似过程也发生在那些已进化到只感染人类的病原体上，例如麻疹病毒和脊髓灰质炎病毒，儿童时期第一次感染这类病毒通常只会导致轻微疾病，之后患者会康复并获得终身免疫。然而，这种免疫平衡状态时常会被打破。破坏可能是自然发生的，例如，如果有足够数量的孩子在儿童时期未被感染，从而导致群体免疫力下降，或病毒株突发变异（如流感病毒经常发生的那样），使人们对其几乎没有免疫力，那么就会导致新病毒的流行传播。此外，当我们意外介入病毒和它的自然宿主之间时，也会发生前述情况。这大概就是2014年埃博拉疫情发生的情形，当梅连度村的孩子们逗弄村中树桩上栖息的犬吻蝠时，平衡就被打破了。人们认为，在20世纪50年代的刚果，类似的事情可能使HIV的始祖病毒从黑猩猩传播给了人类。追踪这些流行病的确切起源是当下研究的主题。就艾滋病而言，毫无疑问，20世纪初蒸汽船开始在刚果河上航行，以及殖民地时期新的公路、铁路的修建是艾滋病扩散传播的重要促成因素，伐木者和木材公司的贪婪也同样如此。社会和文化因素也起到了作用。如果铁路公司和木材公司的劳工营地附近没有野味买卖和遍地的嫖娼卖淫风气，病毒很可能不会传播得如此广泛、迅速。同样，如果没有西非根深蒂固的文化信仰和习俗，特别是人们遵守传统丧葬仪式和对科学医学不信任，埃博拉也就不会演变成一场重大的区域性流行病，更不会演变成全球卫生危机了。

但是，也许医学史能够给出的最重要提示，还是流行病与战争之间的久远关联。从伯里克利在公元前430年下令雅典人出海，以避开斯巴达对其港口城市的攻击以来，战争就一直被视为致命传染病暴发的始作俑者（2014年的西非即如此，几十年的内战和武装冲突使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卫生系统薄弱，医疗资源匮乏）。虽然人们至今仍然不知道导致雅典瘟疫的病原体是什么，或许永远也无法知晓（造成瘟疫的疾病可能是炭疽、天花、斑疹伤寒和疟疾），但毫无疑问，瘟疫暴发的决定性因素是希腊城市长墙后面挤满了30多万雅典人和来自阿提卡的难民。这种拥挤封闭为病毒扩散（如果病原体是病毒的话）创造了理想的条件，将雅典变成了一个藏骸所（正如修昔底德告诉我们的那样，因为没有房子来接收来自农村的难民，“酷暑之际，他们被迫挤在闷热的茅舍中，死亡在那里肆虐”）。结果，到公元前426年的第三次疫潮时，雅典的人口减少了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在雅典瘟疫中，由于不明原因，疾病似乎没有影响到斯巴达人，也没有扩散到阿提卡边界以外的地区。但2 000年前，城市和村镇彼此隔离，人和病原体在国家、大陆之间的传播途径要少得多。不幸的是，今天情况已非如此。由于全球贸易和全球旅行，新型病毒及其宿主不断跨越国界和国际时区，它们在每个地方都会遇到不同的生态和免疫环境。最真实的例子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东海岸的训练营中聚集了数万名年轻的美国新兵，随后他们往返于欧洲和美国之间，为历史上最致命的大流行病的暴发提供了理想条件。

一时间，拉姆斯菲尔德这段宛如“爱丽丝梦游仙境”般玄幻的言论，成为众人嘲讽的对象。但很多批评者后来也承认，拉姆斯菲尔德引用了一个非常著名的概念，这一概念来自知识哲学和科学事实的社会建构论。的确，许多科学研究都是基于探查“已知的未知”。科学家们先提出假说，接着设计实验，检验初始假设（或普遍接受的观点）。一开始，研究者并不知道实验结果是否会支持初始假设。不过通常来说，研究者都认为检验结果不会超出他们预估的那些可能性结果。但偶尔也会出现结果完全出乎意料的情况，这就是一种“未知的未知”。

科学史家常常使用这种观念，来描述自然事件（比如地震、气候变化、疾病大流行等）中的不确定性对现代社会产生的灾难性威胁，但关于这些事件的既有知识却是片面的。然而，除了拉姆斯菲尔德所说的三种知识类型，科学史家还提出了第四个类型——“未知的已知”，即实验者们认为他们已经知晓了关于某个科学事物的一切，却不知道自己忽视掉了某些重要方面（这种知识有时也被称作“令人不安的知识”）。肺鼠疫、鹦鹉热、埃博拉和寨卡都属于此类。相比之下，军团病、SARS、HIV则属于“未知的未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在1918年之前，没人研究过流感病毒，因此西班牙流感也可以被看作一种“未知的未知”，尽管许多研究者曾怀疑它是一种滤过性病原体，进而对该疾病的细菌学解释感到不安。欲了解拉姆斯菲尔德评论的背景和语境，见：Errol Morris,“The Certainty of Donald Rumsfeld,”New York Times, March 25, 2014, accessed September 1, 2017, https://opinionator.blogs.nytimes.com/2014/03/25/the-certainty-of-donald-rumsfeld-part-1/?mcubz=1. 关于拉姆斯菲尔德所提到的知识哲学概念与“未知的已知”，见：Steve Rayner,“Uncomfortable Knowledge: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Ignorance in Science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 Discourses,”Economy and Society 41, no. 1（February 1,2012): 107–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