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小社区，大社会；小社区，也有大作为。

社区是社会的细胞，也是社会的缩影，还是社会的基石。社区的变动牵动着社会的神经，居民的大事小情联系着国家的长治久安。正如本书的作者在开篇中所说的：当下的城市社区，正在呈现出一副崭新的面貌和巨变的秩序。社区的杂沓纷纭和推陈出新，体现在市场因素的渗透、物业服务的拓展、社区组织的成长、业主身份的彰显、权利意识的觉醒、服务需求的多元化等诸多层面。在这些变化中，城市业主的居住空间和权利关系是最引人注目的一幕。它既是社会结构转型和城市开发运动的结果，也是权力秩序变迁和基层社会整合的过程。本书作者的意图在于，从社区着眼，以社区为视角观察中国社会。围绕住房问题的集体行动所呈现的内在逻辑，便是“以小见大”的切入点。

“社区”一词出自滕尼斯的《社区与社会》（亦译作《共同体与社会》）一书。滕尼斯把社区和社会相对而称，正是用“社区”来指称自发形成的共同体状态，而用“社会”称谓复杂的现代社会。具体来说，社区是建立在人们的本能、习惯、共同记忆之上的。社区共同体源自情绪、恋念和内心的倾向，并受到传统的支配、共同语言习惯的长期影响而自觉地保持着自我同一性。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宗教共同体等作为社区的基本形式，是浑然生长在一起的有机整体。用滕尼斯的话说，“社区是一种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是“一种原始的或天然状态的人的意志的完善的统一体”。

与此相反，社会是一种目的的联合体。人们虽然“像在社区一样，以和平的方式相互共处，但不是结合在一起的，而是基本上分离的”，不存在自然、牢固的联结纽带。社会产生于众多个人有目的的思想和有计划的行为，他们预期实现某一特定目的，因而聚合在一起共同行动。滕尼斯关于“社区与社会”的这个“对子”对后来的社会学思想影响深远。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与“团体格局”二分概念就发端于此。它也影响到人们对社区的认识，即人们常常把社区想象成是“传统”的、纯“自然”的，因而也是封闭的。然而，从“社区”到“社会”，滕尼斯并没有给出这一顺利过渡形式的社会学谜底。

在某种意义上，本书也是滕尼斯社区研究自然而然的延展。作者意在追寻滕尼斯关于社会形态转型迷思的“结”与“解”。这是一个重大的课题，遗憾的是，这也是长期以来我国社会学研究忽视的一个问题。本书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挖掘业主行动的内在逻辑，揭示了中国基层社会从“社区”向“社会”转变的种种冲突和阵痛。在传统社区，社区是一个依据地缘、血缘、情感等传统关系纽带构造的社会空间。在过去的村落社区和城市单位社区，“自己人”意识非常强烈，人们聚成一团、一致对外，社区边界不仅由地理界限来确定，更由社会关系和情感认同来实现。在新的社会条件下，社区的含义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现在的社区充满了流动性、多元性和异质性。人们面对剧变的外部社会和陌生的人际网络，不断改造传统关系纽带，积极创造新的互动和整合机制。在这本书中，大家所看到的不同主体在社区公共事务中不断博弈、冲突、妥协的过程，就是对新的互动整合机制的探索过程。

为了顺利实现滕尼斯式“社区”向“社会”的过渡，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著作，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做出尝试：第一，以开放的眼光看待社区，将业主行动置于经济社会变迁的宏观背景之中，探讨多元主体之间的利益链条和博弈关系。过去，很多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都把社区看作封闭的实体，聚焦于这一封闭实体内部的诸种互动关系，或者基于这一前提，再去讨论这个实体和外部的关系。而且，在一些研究中，这些“被发现的”关系多是理论上的建构和逻辑联结，而不是日常生活中的实际联系。然而，本书对居民行为和社区事件的研究没有局限于社区本身，而是用开放的眼光予以审视，打通行动与结构、微观与宏观的关系。第二，长时段、连续地考察业主行动。在一些社区研究中，学者往往热衷于分析讨论单一事件，采取过于碎片化的研究方式。在本书中，作者对事件史的叙述和行动过程的深描跨越了整整15个年头，将观察的镜头从政府治理、市场转型、社区建设等宏观层面扩展到其背后更广阔的具体而微观的日常生活领域，街区邻里中“流动着的社会事实和实践着的权力关系”跃然纸上。第三，将“国家”作为一个关键变量引入社区研究之中。在中国社会的漫长征途中，社区作为一个社会场域，一直在国家治理单元和日常生活空间之间摇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在计划经济时期，社区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空间，单位大院就是典型的国家治理单元。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总体性社会的松动，使街居制逐渐向社区制转型，社区越来越回归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本身，成为老百姓安居乐活的场所。本书基于业主行动的边界和资源，提出了“作为框架的国家”这一解释性概念，颇具社会学的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