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书序

新媒体范式的历史演进及其社会构建

——兼论传播学学科发展的着眼点与着手处

喻国明

当今世界正处在一个科技大发展和社会大变革的时期，以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为代表的传播革命方兴未艾，技术迭代日渐加快。面对层出不穷的媒介形式和愈发复杂的传播生态，站在现实实践与未来发展的节点上，我们有必要认真思考一下面向未来传播的传播学学科发展的方向、逻辑与路径。而要回答这样一个顶层设计的战略问题，需要回到传播学学科体系中的“元概念”——媒介，即从理解媒介、理解新媒体出发，探寻答案。

一、新媒体之“新”：不仅仅是时间序列上的新与旧，而是为社会连接提供了新的方式、尺度和标准

传统的传播学主流观点把媒介看作物理级意义上的从经验上可感知的对象，将其理解为一种传递信息和发挥社会功能的工具。它是一种显现的实存，是机器、是渠道、是技术，是一个纯粹的客体。但在技术革命引发传播生态大变革的现在与未来，在基于社交链条、智能算法以及未来即将大规模登场的基于传感器资讯的机器写作的信息流之中，已很难区分出什么是媒介（客体）角色、什么是人（主体）角色。面对正在日益去客体化的媒介，在媒介和非媒介没有排他性限制的数字化时代，传统的媒介“工具”论正遭遇解释力的危机。

不同于人与媒介之间主客二元对立的传统媒介定义，麦克卢汉“媒介是人的延伸”的论断为重新理解媒介提供了新的思路。在麦克卢汉看来：“所谓媒介即讯息，只不过是说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于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是要在我们的事务当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任何媒介或者技术的‘讯息’都是由它引入的人间事物的尺度变化、速度变化和模式变化。”也就是说，媒介是人感知外部世界的“中介”，它不仅仅是器物本身，更重要的是由其邀约的一系列关系和意义的总和。“任何技术都逐渐创造出全新的人的环境，环境并非消极的包装用品，而是积极的作用进程。”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社会关系的发生、维系与发展必须依附于作为中介纽带的媒介。在这个意义上，媒介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隐喻，它构造了社会。

所以，正如麦克卢汉所言，“任何的新媒介都是一个进化的过程，一个生物裂变的过程，它为人类打开了通向感知和新型活动领域的大门”。任何媒介技术的升级换代，也就是人类社会的社会关系的再造和基于这种社会关系再造的资源再分配。从这个角度来说，“新媒体”（New Media）不是具体的特定的工具实体，而是由每一次传播技术改进带来的社会联结的拓展，即新媒体之“新”，在于为连接提供新的方式、尺度和标准。

历史地看，在口语传播阶段，人类除了身体外没有任何传播技术可以借用，需要亲身参与在场的交流，凭借语言进行跨空间的交流，凭借记忆进行跨时间的交流；壁画、雕刻等象征性活动的兴起使得人类超越了自身的生物边界，其中最重要的是文字的出现，它从空间和时间上弥补了语言缺陷，更具保存性、统一性以及符号性；纸张的发明与使用为传播提供了更经济、更便携的载体，让传播成本更低廉，传播速度更快捷；印刷术在时空传递性及经济性方面进一步促进了文字传播，大量的文字典籍可以被更为准确、更为规模化的保存与复制，读报活动取代了上教堂的交流，印刷媒介催生了近代社会，全球化的传播也依赖印刷术逐步得以实现；作为文字传播和电子媒介的中介形式，电报第一次将传播与交通分离开来，极大改变了人们的时空观念；广播延伸了语言的传播效果，其亲近性与冲击力激发起听众的情感纽带，且因不受文化程度的限制打破了阶级界限，覆盖广大地区，具有即时性、同步性和广域性；与广播同样，电视媒介也深入家庭，进一步推动了资讯、知识与文化艺术的通俗化与普及性。可以看出，传播技术的发展和媒介形态的变革是社会进化的关键部分，每一种新技术都给社会交往带来一个新的规模、速度、范围及传播模式的演进。技术的进步对边界与业态的改变总是不乏案例的。例如，在很长一段时间，乳肉家禽畜牧业和蔬菜花卉种植业需紧密分布在城市周边，而随着包装、运输等相关技术的改进，这些产业的市场版图逐渐拓展，业态结构也不断丰富。同样，传播技术的升级也在不断以新的连接方式拓展着传播时空，重塑着传媒业态，所谓社会的媒介化本质上就是以媒介的逻辑重构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