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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资本主义多样性与公共政策研究
蒙克
【摘要】资本主义多样性自21世纪初提出以来已成为比较政治经济学重要的理论范式，其加深了人们对各发达国家在生产制度和经济表现上相似性和区别点的理解。然而，公共政策文献对该理论的应用仍然较少。为弥补这一不足，本文论述了其逻辑结构和相关经验意涵，并以发达国家在金融危机后的刺激政策和产业政策为例，展示了该理论如何推动公共政策研究。同时，本文也讨论了这一范式对理解中国经济现实的意义。
【关键词】资本主义多样性；制度互补性；自由型市场经济；协作型市场经济；公共政策
一 引言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认为人类政治和经济生活分别只有一种理想的组织形式，即盎格鲁—撒克逊式的自由民主和自由资本主义，并预言世界历史将以此为终结。中国学者目前已对政治民主实现形式的唯一性提出了质疑，但对市场经济的多样性却注意不够。这导致学者们在讨论当前的改革目标时常常陷入国家主导还是市场主导的二分法的窠臼，从而忽视了市场经济本身其实可以有多种制度实现形式。于是，在思考经济制度时我们常被禁锢于国家和市场的二分思维中，就像在思考政治制度时我们常囿于民主和专制两者对立的思想惯性之中。这种对社会现实的简单划分是对制度缺乏想象力的表现，无助于我们理解社会现象重要的多样性，也无助于我们在变革前明确可资利用的选择。而对于市场经济的制度想象力不会凭空而来，其植根于对现代经济组织方式尤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多样性的深刻观察。
在对资本主义的经典分析中，资本主义从来就不是只有一种形式。马克思主义将资本主义划分为自由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以及帝国主义。与之相联系的世界体系论又视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展现为核心、边缘和半边缘三种形态。进入20世纪后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又被法国的规制学派分为以标准化大工业生产为特征的福特主义和去工业化以服务业为主的后福特主义。所有这些理论，虽然没有像新自由主义那样强调资本主义组织形式的单一性，但在一个更基本的层面上与新自由主义是一致的，那就是这些理论都持一种社会进化论的观点，相信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是汇入一种单一的模式，例如帝国主义将是资本主义的最高发展阶段，而福特主义终将被后福特主义取代，等等。这些理论的分歧只是在于这种作为资本主义历史宿命的单一模式具体是什么。换言之，这些理论对资本主义各种形式的区分，其实是在划分资本主义演化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因此，这种区分更多的是一种历史分期，而不是一种比较社会科学意义上的分类。
近年来，对资本主义进行共时性分类的最重要的理论成就是由彼得·霍尔和大卫·索斯凯斯提出的名为“资本主义多样性”（Varieties of Capitalism，以下简称VoC）的分析框架。不同于上述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模式必将归于一统的合流论（convergence theory），这套分析框架在本质上是一套关于资本主义制度模式的分流论（divergence theory）。其以企业为分析单位，以制度互补性为中心，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出两套协调企业与其他经济行为者之间互动的制度，即以英美为代表的自由型市场经济和以德国为代表的协作型市场经济。这两种制度在产品竞争、科技创新等领域各有专长，拥有不同的制度比较优势。由于两者的经济效率不相上下，因此不存在新自由主义所认为的一方会通过竞争压倒甚至取代另一方的情况。恰恰相反，正因为两者不同的组成结构，一些普遍的结构性压力如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不仅不会将它们挤压成同一种制度模式，而且还会强化两者各自的内在逻辑，让它们沿着能够发挥自身比较优势的路径发展下去，继续所谓的制度分流。下文将详细论述这套理论的逻辑推演和相关的经验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