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性/别、身体与故事社会学

导论旨在梳理我对基本概念、范式与立场的思考与选择过程，力图在开篇勾勒一个局部的中文研究语境，明示影响了我的研究与写作的那些价值相涉。

我将首先从“性/别”与“身体”入手，阐明在什么意义上使用它们，为什么使用它们，如何延展或补充式地使用它们；然后，以肯尼·普拉莫（Kenneth Pl-ummer）的故事社会学为基础，在一种批判的人文与社科视角下，努力在中国的变迁社会情境中搭建一个性/别与身体叙事的故事社会学分析框架。

一 “性”与“性/别”的概念创造及扬弃

在性研究领域里，我认为在概念使用上出现了两种混用、一种固化（去语境化）、一个困境的局面。两种混用是指：因不知其意，或不了解词语背后的理念之争、范式差异而混用；因缺乏对日常生活的学术敏感而想当然地使用。一种固化是指，本质性地判定某个词语（包括意涵与褒贬），而不顾及在什么情况下用、什么人在用、如何使用的语境与情境。外加一个困境：如何翻译相关的英文概念，或者更进一步的，如何创造（包括扬弃）中国的本土概念（甯应斌，2016），避免“情境无关”及“历史无关”（赵刚，2016）。

（一）“性学”的滥用

性研究领域目前使用最多的是“性学”一词。使用者包括媒体、性学爱好者、运动界的人士（包括支持者，也包括反对与质疑者），还包括相当多的教育及研究者（以医学及性教育领域为最，包括部分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我不喜欢用“性学”，除非是引述或者指称对应的学术流派及思想。

性学，至少在我的理解里面，偏向的是兴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在依然占主导地位的科学主义与医学化范式下的性科学，对应于（欧美为中心的）西方社会中的sexology，或者说它是sexology的中文翻译；而我们所强调的是社会与人文领域的性，对应于英语世界里的sexuality，是在批判科学主义与医学化的范式背景下出现的强调社会与历史建构视角的性概念。西方学术界从sexology到sexuality研究范式的转变，经历了半个世纪有余，中国性社会学者对于性医学范式的挑战与质疑，也至少持续了三十余年。辨析“性学”概念，也是为了记录这段历史。

Sexuality概念的发展受益于三股重要的推动力量：20世纪20年代以来，人类学对于不同社会中多样性文化的民族志研究；60～70年代美国的女权主义与同性恋运动，尤其是对于性与性别关系、性身份与性认同的讨论；以及80～90年代被称为艾滋病时代（AIDS era）的跨文化与跨学科研究。从sexology到sexuality的范式转换，及其背后的理念之争，在相当多的文章中已被论述过（比如Parker and Gagnon，1995；Vance，1991；Aggleton and Parker，1999；潘绥铭、黄盈盈，2007）。在中文语境中，五四运动前后性学的有关讨论、80年代的译介无不受到sexology范式的影响；sexuality的有意引进，则是最近十余年的事情。

出于我的研究理念（在实际研究与行动中，也是这么去推动的），我及师门的人更倾向于称自己是性社会学研究者，或者性（sexuality）研究者，而不是性学家。除非有人在明晰其范式转换的脉络之下，刻意且能够赋予“性学”以sexuality相关的意涵。

遗憾的是，中国的“性学”使用者与传播者，支持者与反对者，却基本不了解，或没兴趣了解这个重要的发展脉络。更遗憾的是，他们在不了解的基础上，却经常胡子眉毛一把抓，在一些性/别热点事件的争论中急于站队。在这种混淆之下，一些人，天真地把所有研究性的学者，不管理念如何，都认为是同宗同源而加以拥抱（实为错爱）；另一些人，或天真或故意地用性学去涵盖不同流派的性研究者，不同的是，随之而来的不是拥抱而是批判，简单地构建出性学与女权的二元对立式理解（最初是用“性权”对立于女权，后把性权改为“性学”）。情感迥异，但私以为所犯的逻辑错误是一致的：不熟悉发展脉络与内部差异所带来的概念混淆与“一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