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摄影的哲学思考

摄影，大多被认为是一种经验实践行为，是一种观看、感知和呈现的过程。许多人并不把它与哲学问题、思辨问题直接联系在一起。约瑟夫·寇德卡就说过：“我不想假装自己是一位知识分子或哲学家，我只是留心地观看。”然而，观看的过程就是一个认识、思考的过程，是主观与客观相联系的过程。这就是一个哲学问题。乔尔·迈耶罗维茨就明明白白地指明了这一点：“摄影是非常哲学性的。”

是的，摄影是非常哲学性的。摄影的实践过程，也是一个充满思辨和认知的哲学过程。许多摄影人，包括一些大师，都谈及对摄影的哲学思考，论及摄影的时间、空间、主客观性、规律性等。当然，这并不表明他们想在哲学领域有什么建树，正如寇德卡所说的那样，他们并不想假装成哲学家。然而，正是这些哲学思考和认识，帮助摄影人和大师们成就了自己的摄影。摄影，既是一种经验实践过程，又是一种理性认知过程。

翻阅世界摄影史，我们会惊奇地发现：之前的摄影人留下了许多精彩的、带有哲学思考的言论，并且，有的摄影作品本身，其影像呈现就充满了哲学意味，比如拉尔夫·吉布森的《街上拿着棍子的男士》、艾略特·厄威特的《女孩与鹅群》等。至于概括图像元素之间的关系、具有完形心理学中所谓“视觉定律”的“封闭性”“相似性”的那些作品，则已完全进入哲学范畴。

此外，摄影史中还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前期的纪实摄影人更多地偏重于经验实践，而后期的摄影人往往论述思辨和认知过程的较多。有些摄影人则如绘画领域的艺术家一样，走得更远，迈向了观念和抽象，还有超现实主义。那么，这种现象，是摄影人对客观外在环境的必然反映，还是摄影人由于客观外在的制约而转向内心的独语，抑或是摄影人对摄影的一种新的时代探索？

无论如何，摄影发展到今天，发展到“后工业化”、城市化的今天，发展到数字网络时代，我们所处的客观环境与20世纪的客观环境相比已发生了太大的变化。我们之前所熟悉的物象有些已经消逝了，图像的符号性更为突出，具象性进一步减弱。对于有些客观外在，包括生存环境，它们是新的构成，我们并不熟悉，正处在适应之中。面对这些，我们仅凭借经验和规则行事已远远不够，还需要我们去思考摄影的现象，去把握一些认知规律，去探索新的路径，去创建新的领域。

苏珊·桑塔格在《论摄影》中说过这样一句名言：“19世纪最善于推理的审美家马拉美说：‘世界上每一件事的存在，都是为了要在一本书中死亡。’如今，每件事的存在，都是为了要在一张照片中死亡。”

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今天的摄影怎样才能更好地反映当代的“每件事”，又该以怎样的方式让它在照片中“死亡”呢？

所有这些，既是哲学问题，又是实践问题。

在实践与思辨、主观性与客观性上，摄影不同于其他艺术形式，它处于更多、更大的制约之中——更多地依赖和取决于客观外在和摄影器材，更大地为客观外在和主体意志之间的矛盾所“纠结”。正如森山大道所言：“摄影对我而言，并非旁观，更不是单纯为了制造一件瑰丽的艺术品，而是透过切身经验，发现世界的某些片段与自己生命间的某些关联，进而寻求与那些片段事物在精神上的神游邂逅。然而每每总在内省与向时代发展自我意志的夹缝中，我感到无所适从的两难。”我想，不止一个摄影人，遇到过森山大道所讲的困境与夹缝。这就是摄影的制约。与其他艺术形式相比，这是它的制约，也是它的特性。

这种制约，使得摄影的实践和思辨，都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关于这一点，阿尔弗雷德·施蒂格利茨曾经这样发问过：“绘画上有许多学派，为什么摄影艺术上没有这么多学派？”

是的，这是为什么？

我们知道，摄影百年以来，流派不多。除了纪实、新闻、艺术、商业、风光等分类外，在流派上，只有观念、抽象、超现实主义、表现主义等不多的派别。而绘画百年来，不需要翻阅资料，我们只需大略地回望一下，就会让我们“头晕目眩”——马蒂斯的野兽派，毕加索的立体主义，巴拉的未来主义，诺尔德、弗朗兹·马克等的表现主义，维也纳分离画派，达达主义，超自然主义，米罗和达利的超现实主义，抽象表现主义，波普艺术……这些流派不断裂变，并催生着新的流派，颠覆着我们的艺术理念和思辨，甚至改变着我们对艺术世界的看法和基本哲学观，可谓波澜迭起、蔚为大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