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社会分层流动研究的新一代学者已经成长起来，这得益于国内前辈学者的探索以及回国授业的华人学者的方法培训。本书改自我2011年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是我参加这些量化方法培训的初步成果。2007~2015年，每年暑假我都会花大量时间参加北京大学-密歇根大学联合举办的量化方法暑期课程。这些课程，部分注册了，部分是蹭学或给老师做助教时偷学的。得益于这些课程，我成为当时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生中量化研究工具掌握较好的几个人之一。当我决定博士学位论文用量化方法来呈现某个群体经历的社会变迁时，农民子女的分化和流动最终成为我的选择。它起源于我的个人困扰和成长经历，我试图将它与某个公共问题联系起来。

2002年通过高考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以后，我发现自己对大学一点儿概念都没有，啥也不会，连基本的课程都应付不了，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考试接连得了六十多分。高中时我十分自信的数学，学起来也觉得压力很大。几百人的大教室里，我极端孤独和不安，因为跟不上老师的节奏和一些同学的反应。那时，我没有学过电脑，社团里的小头目让我申请一个新浪邮箱，方便以后联系，我跑到计算机房折腾了大半天才搞定，痛苦至极。更不用说每次参加社团活动时的拘谨和茫然。而身边有些同学文学功底惊人，思想深刻，有的甚至已经出书，在社团活动中如鱼得水。我开始问自己为啥这么落后？适应得这么差？辛辛苦苦考上北大又如何？思来想去，觉得与自己的成长条件有局限、打下的基础过于单薄有很大关系。为了考上好大学，过于将自己的精力集中在了几本简单的教材上。

反思的结论是，只有继续加倍努力并且做自己具有相对优势的事情才能让处境有所改变。我立马推掉了所有社团活动，集中精力补读各种文学经典和基础知识，加强练笔，学着做个有文学素养的人。后来看到自己的两个室友都准备换专业，才知道在北大有转专业的制度。于是，我随着他们一起去旁听了北大社会学系刘爱玉老师的社会学概论。没想到，不仅听懂了，还觉得很对胃口。我迅速从图书馆借了几本社会学的书通读了一遍，很喜欢。就这样，大二，我申请转到了社会学系。在社会学系，我学得确实很开心，成绩也好起来，并通过社会调查论文拿到了挑战杯比赛的名次，最终保研成功。我的自信心慢慢地恢复了。特别是从社会学系学到的统计分析技术让我觉得自己和做木匠的父亲一样，有了一门手艺。在光华管理学院孙光辉老师的鼓励下，硕士阶段我加入了创建不久的北京大学应用统计研究会，开始自己设计和发放问卷，关注北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特别是新生的适应情况、农村学生的发展等，给学校团委主动提交调研报告。我还写了第一篇定量的文章，发表在社会学系研究生会主编的《五音》杂志上，谈论城乡背景对大学生毕业出路的影响，呼吁有着共同背景的农民子女能够看清自己的结构处境，联合起来共同成长成才，合作行动改变自己的处境。我计划硕士学位论文关注进城创业的农民子女，看他们是如何成为小老板的，发展过程中面临着怎样的结构性挑战，我跟随卢晖临老师及硕士同学在海淀温泉镇冷泉村调查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一计划因为我后来申请社会统计学方向的硕博连读成功而中止。我将更多时间放在了量化方法的学习上。

当我决定博士学位论文关注农民子女在改革过程中遇到的机遇和障碍时，身边的理论资源成为影响本研究风格的关键因素。北京大学-密歇根大学暑期学校侧重方法培训，并没有在具体的社会学理论上给予我充分指导。而当时北大社会学系并没有延续的社会学量化传统和团队，也没有人从事社会分层流动研究或讲授社会分层流动课程。在北大，精深玄妙的理论和精深细致的质性研究更受欢迎。我的本科毕业论文也试图重拾马克思的经典原著，开发其社会学价值；而硕士阶段跟随卢晖临老师、潘毅老师阅读新马克思主义的作品，关注阶级政治与劳工问题。这些研究关注历史上的工人阶级如何形成，现实中又何以没有形成，并且将这群人的出路寄托在阶级意识觉醒和阶级行动上。这与我现在工作的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很不相同。人大社会学系曾经有一个小团队对社会分层和流动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且在数据采集和分析过程中成长为国内社会分层、流动实证研究中坚力量，他们包括李路路、李强、郝大海、刘精明等。后来我才知道，这些前辈已经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会学文库”系列中出版了各自的作品，在学生中讲解社会分层的知识和理论。而我的理论库里，制度和阶级分析的成分更多，社会分层与流动的文献有限，启蒙主要靠自学边燕杰参编的两本论文集和格伦斯基主编的教材。因此，本书理论部分对社会分层和流动的文献脉络把握显得生疏，实际更多引用了黄宗智、潘毅等关于中国农民及农民工的研究。在我看来，后者对中国社会结构与变迁的分析更为深刻，关注的是中国的实质问题。直到现在，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仍然不过是我关注中国社会变迁与发展的工具，而黄宗智、潘毅等的研究是我本土化社会分层流动研究的重要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