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50后”的高考故事

被读书改变的命运

——一个50后女生的高考及其相关的社会史

阿平

2017年是“文革”后国家恢复“高考”40年，许多这一事件的当事人，包括主导者、决策者、组织者尤其是广大考生，抚今忆昔，感慨万千。社会上出现了诸多记忆文字，反映这一历史事件深远的社会影响。我也是1977级考生，深感荣幸的是考进了杭州大学历史系，与一帮据说特别牛的同学同窗四年。毕业后虽然各奔东西，但我不断能在各种媒体上了解到他们的事情，看到他们进入某个排行榜、获得某个国家级奖项。有些同学虽然貌似没有很大名气，但是在业内均属翘楚，让我好生佩服。

高考成功，改变了我的人生走向，这是毫无疑义的。现在的青年人，很难想象在那种匮乏年代，“读书”（杭州人讲读书有特定含义，即上学）对于一个人甚或一个家族命运的升华。因为那个匮乏年代，不仅意味着物质的严重匮乏，温饱尚未解决，而且意味着精神文化生活（包括受教育机会）的严重匮乏。一般而言，接受怎么样的教育成就怎么样的人生的公式是成立的，以至于我一看到那个描述过往中国的形容词——“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觉得真是十分的妥帖。

究其往，我（一个女生、一个女知青），能够去参加那场高考，能够在那场高考中脱颖而出，并不完全由我个人决定。除去国家、社会层面的大背景外，我的家族、我的父母、我的老师给我打下的人生基础，绝对是决定性的因素。

真是天可怜见！由于各种原因，我对我爸爸妈妈的家族情况知道得很少。当我想要了解时，爸爸已经逝世30年；我聪慧的外婆（小时候我并不这么看待她，因为她有点凶）过世得更早；姆妈也已经90岁，记忆力衰退。

“读书”首先改变了我爸爸的人生轨迹。我爸爸从一个“乡下人”变成了杭州城里人，这对改变他女儿的命运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我爸爸叫董云沛，1927年生人。小时候，他有次很不好意思地跟我讲，爷爷是地主，似乎他有多对不起我们。所以青少年时代“爷爷”在我家是语言禁忌，从来没人提起，爸爸也从来不带我们回金华老家（城南公社董宅大队）。但我知道，爸爸每个月都会按时寄10元钱给爷爷。我后来去农村插队落户，知道每个月有这点收入在乡下还是蛮顶用的。那时，每当收音机里放“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申”时，我都很心虚，想象着爷爷一个人孤零零地被斗地主（奶奶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但尽管这样，“金华老家”对于我来讲仍然是个温暖的存在。记得每年过年前后，从金华老家送来一大箱一大箱（铁质“洋油”桶，类似于现在的大号饼干箱，不过还要大得多）各式冻米糖，花生的、芝麻的都有；一包包金华当地的点心（有一种红色表层、底层软酥的甜点是我爸爸的最爱）；还有羽毛鲜艳的活鸡和成捆的红皮甘蔗，让我们这些孩子瞬间高兴得活蹦乱跳。这种甜蜜会持续一段时间，因为这些食品的量很大，而我们又吃得很节制。

从爸爸很有限的叙述中，我大概知道爷爷有多个子女，好像是六男二女，爸爸在儿子中排行老四。只是，他是其中唯一一个读书读到杭州然后安家在杭州城里的人。爸爸毕业于杭州市私立大陆高级测量科职业学校，相当于现在的职高，这是民国时期全国唯一一所以培养造就测绘人才为己任的私立公助学校，新中国成立后，与浙江省立杭州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浙江省立宁波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和浙江省立温州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合并成浙江工业干部学校，也就是今天浙江工业大学的前身。爸爸毕业后进入旧政府公营单位，解放初他属于留用技术人员。从我懂事起，爸爸就是杭州市建设局勘测队的队长，人称“老董”或者“董队长”。他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杭州市第一批测绘技术人员，为杭州的城市建设做出过贡献。那个年代，杭州几乎所有的新建多层建筑（那时还没有高层建筑），都是我爸爸他们完成地基勘测的。他们还承担着野外勘探任务，跑遍浙江的山山水水。小时候，我的玩具就是爸爸带回来的或者他同事送的一团团黏土，这是钻井勘探时从地下深处打上来的，被大人带来给我们“搞搞儿（玩耍）”，随我们捏成任意形状。那时，在我所知很少的中国城市中，对武汉印象深刻，因为爸爸出差总是去到那里。后来晓得那个城市有一所大学——武汉测绘学院，它是新中国成立后全中国唯一一所测绘类高校，也是后来我弟弟的母校。我还记得爸爸倍感荣耀的一件事，是某年国庆节被安排坐在杭州国庆游行的观礼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