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马戎

在中国西部边疆地区当中，历史上与中原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相对较少的当属西藏。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四千多米，空气稀薄，干燥少雨，除少数河谷外。大部分土地并不适合农耕，藏北海拔4500米以上大片区域不适合人类生存。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不到1个人。在这样的地理和自然环境条件下，青藏高原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自然生态体系，并在这个自然生态体系中演化出来一个独立的人文生态体系。藏人、藏语文、藏传佛教便是这一体系中的核心元素。所以顾颉刚先生认为中国境内有三个大的文化集团，即汉文化集团、回文化集团和藏文化集团，青藏高原上的藏文化集团为其中之一。

自唐朝以来，当时西藏的吐蕃王国便与中原王朝建立了紧密的联系，藏传佛教也成为中原佛教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清代，由于皇室笃信藏传佛教，西藏与内地的交往越加频繁。自1792年乾隆皇帝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后，西藏地区纳入清朝的行政体系，开始了与内地的制度化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与人员交往。辛亥革命后西藏一度出现“驱汉”和追求独立的倾向。1951年《十七条协议》签订后，解放军进驻西藏，西藏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日益密切，1965年正式成立西藏自治区。

尽管近几十年里西藏与祖国内地的人员交流、经济关系日益加强，但是不同的生态体系和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差异和隔膜仍然十分明显。这也使得西藏研究和藏族文化研究成为国内民族社会学的重点研究领域。

我第一次进藏是1988年夏天，当时在费孝通先生和多杰才旦两位老先生的关心与支持下，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发起了一个西藏社会发展的研究项目，我和调查组的其他成员一起组织开展了西藏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社会学户访问卷调查，在拉萨、日喀则、山南三个地区完成了有效问卷1300份。在这次调查所获数据的基础上，我在1996年出版了《西藏的人口与社会》（同心出版社）。也正是通过这个项目的调查，我结识了藏研中心科研处的旦增伦珠，调查组进藏期间，他是我们的联络人和协调人。1997年他到北京大学攻读社会学的博士学位，之后长期担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研究所的负责人。

20世纪90年代，我的关注点转移到了新疆，因此近些年几乎每年都要去几次新疆。加上年纪的原因，担心身体不适，便没有再去西藏开展实地调查了。其间旦增伦珠也曾安排了我进藏的机会，联系了西藏大学与我开展科研合作，已经定好了机票，但是因为某些意外因素的干扰未能成行，这是我至今感到遗憾的一件事。但是我始终没有完全放弃西藏研究，多年来我一直努力在做两件事，一是积极招收藏族研究生，鼓励他们开展与西藏相关的调查研究，二是争取机会让我指导的各族研究生参加西藏科研项目。在这个方面，旦增伦珠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领导的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研究所有许多承担的研究课题也很需要受过社会学专业训练的调查人员。近几年来，在我指导的学生当中先后参加过西藏调查的有常宝、祖力亚提·司马义、李健、王娟、欧登草娃、王凡妹、旦正才旦、王向珣、常艳玲和尼玛顿珠共10人。而且我特别希望有其他民族背景的学生也有机会去西藏看看，从而对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有一些更直观的感受。以上参加了西藏调查项目的10名研究生，分别具有蒙古、维吾尔、藏、回、汉等族群背景。

在上述学生当中，李健是来自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化德县的汉族学生，化德县紧邻我曾经工作过的锡林郭勒盟镶黄旗，从镶黄旗去呼和浩特要经过化德县，1977年有一次因为没有班车，我曾经从化德县城徒步60多公里走回镶黄旗，所以我对化德有些感性认识。2009年李健从厦门大学社会学系获得社会学硕士学位后，考到北京大学。由于他具有内蒙古的生活背景，我一度计划让他专注内蒙古研究，还鼓励他学习蒙古语。后来旦增的西藏课题急缺调查人手，就把他派到了西藏调查组。谁知李健参加了西藏调查后，便对西藏着了迷，努力学习藏语，对西藏文化和西藏社会特别感兴趣。所以我也就改变了原来的计划，鼓励他继续从事西藏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