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单的爆料人

“袁老师，你把我的报道写出去没有！我还要帮助别人……”

这是王光伟最近一次发短信给我。前一阵渐冻人小丹的新闻披露之前，他跟我联系，说他帮助的一个女孩得了肌肉萎缩症，刚到北京唱歌乞讨治病，现在天安门，能不能帮助采访。

我当时觉得这件事太小，恐怕不受媒体待见。对于他说的在天安门，也多少觉得煞有介事。后来看到一家媒体报道了小丹的消息，引起小小的轰动，心里惭愧，回短信问他资助过她吗，他说资助过，帮助过她很多。

紧跟着他说：“袁老师你好！你说当今社会像小丹这种情况别人看到都害怕，都后退让步，我都帮助她，像我这样的人很少了……”

我答应写写他。

认识王光伟，是在渠县智障奴工事件中曾令全家的地头上。当时我跟其他记者一样，面对官方查处后空荡荡的曾家小楼摸不着头脑，一个中年瘦个子男人在田埂那头有点神秘地招呼我。

我有点奇怪，但还是走了过去。他用带着四川口音的普通话低声说，自己是曾令全的邻居，“曾家有地下室，专门打人，他手里有三条命案”。他的话听起来和他的眼神一样，有点闪烁又过于郑重。不久我就感到有点什么地方不正常，尽管他爆的料似乎很重要。

他说有一个曾家的智障人在渠江边的沙厂铲沙子，掉进挖沙形成的水窟窿里淹死了。曾家没有把他的尸体捞上来，就把水窟窿填了。但他是听来的，并不清楚沙厂的具体位置，说可以带我去江边找，他只能隐藏在附近，让我去问沙厂老板。时间紧张，我犹豫再三，放弃了这个有诱惑力的线索。另两宗他也是听来的。

后来我发现，好几个记者都跟他搭过了话，也得到过这条有诱惑力的线索，一番交谈后又放弃了他。似乎他语气中一种过于急切的东西，让人想退避。

接下来的几天，他都给我打电话，发信息。其他几个记者也有同样的经历。我们都产生了躲避的心理。

离开渠县后，仍旧接到他的电话，电话不接又发短信，开始说是曾令全爸爸又收了一个残疾人，要人赶快去报道。以后的内容则是问好，问何时可以再去渠县，说我们这里还有好多料可以报道。每个节日，都会收到这样的问候，还有一些网上复制来的祝福短信。有一天又接到他的电话，下决心接了一次。电话那头他沉默了一会儿，声调有点发抖。

“只有你接了我电话，那些人都不接。”他说。

我告诉他这一阵不能去渠县，又让他不要常打电话，发短信好一些。他似乎听进去了，以后发过两次短信，内容平和了很多，不再催人去渠县报道，不再打电话来。过了一个多月，他发来一条短信，内容却是他刚从监牢里出来，被警察抓了，原因是带一个外国驻华机构的记者采访曾令全事件。因为手机监听，不敢打电话。

我大体知道这件事是真的，却也不方便如何询问他，只让他安心生活，不要太投入到这上面。过好生活是第一位。他顺从地答应了，说不想再被抓了，准备到县城去打工。

再过一段，北京一家公益组织召集一次讨论残疾人权益保障法的会议，邀请我参加。开会头一天晚上，接到他的电话，仍然是有些神秘又有点激动的声音，说自己已经坐飞机到北京，住在宾馆，明天开会见。我将信将疑。

第二天果然在会上见到他。轮到他发言的时候，只佝身说了一两句，随即低头坐下去，似乎怕大家注意到他，在保守一桩重要的秘密。这完全出乎我意外。主持人只得补充介绍了几句，说他虽然低调，却为智障人权益做了很多事情。他个性谨慎，这次请他来北京，为他买机票，他也是核实了半天才答应来。

会上还有一位农民老大爷，家里有智障的二儿子被拐到黑砖窑里，四处寻找，还自编了《寻子歌》，在会上激昂地唱了一遍。王光伟却一味沉默。似乎他来到了这里，就完全安静下来，一点也不是电话和短信里那个急于听到回音的人。

会后，我问了他的家境，知道他两个哥哥在外打工成了家，自己回到家里跟父母生活，没有结婚，父母都老了。当地要彩礼，他们家只有一栋十多年前起的楼房，他早年打工的积蓄为起这房子花掉了。我说这个会虽然很有意义，回去还是好好过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