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编委会

主编 周晓光

委员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世华 安徽师范大学

王振忠 复旦大学

中岛乐章 日本九州大学

卞利 南开大学

朴元熇 韩国高丽大学

朱万曙 中国人民大学

臼井佐知子 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

仲伟民 清华大学

刘伯山 安徽大学

米盖拉（Michela Bussotti） 法国远东学院

劳格文（John Lagerwey） 香港中文大学

阿风 中国社会科学院

陈春声 中山大学

范金民 南京大学

周绍明（Joseph P.McDermott） 英国剑桥大学

周晓光 安徽大学

郭琦涛 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

唐力行 上海师范大学

常建华 南开大学

熊远报 日本早稻田大学

特稿

名与责：徽州妇女守节的“经”与“权”

——以《新安女行录》《新安女史征》为例

王世华

内容提要 在明清时期的徽州，丧夫妇女有的为夫殉身，有的并未身殉，但都被誉为节妇。这是为什么？这就涉及封建道德的“守经”与“权变”。当丧夫妇女没有子嗣时，为了名声，一般都殉烈而死；如果有了子嗣，那么抚孤成立，延续宗祧，就是高于一切的责任，妇女的生命必须服从责任。丧夫妇女只能在名与责之间选择。徽州地方知识精英既高度赞扬妇女的“守经”殉烈行为，也充分肯定妇女守节上的“权变”。他们的思想，配合政府的旌表和理学的浸润，既推动了大批无嗣妇女走上绝路，也挽救了不少有嗣妇女的生命，避免了家庭的二次甚至连锁灾难，使得老有所依，孤有所养，更重要的是宗祧得以延续，这对社会的发展和稳定是有利的。但由于他们对妇女改嫁的不认可，说明其思想仍停留在封建思想的经权窠臼，比起后来的俞正燮的思想就落后得多。

关键词 明清 徽州妇女 守节 守经 权变

新安号称“闺门邹鲁”，这是封建社会非常高的美誉。由此可知，徽州节烈妇女最多。清代徽州人赵吉士说：“新安烈节最多，一邑当他省之半。”《新安女行录》的作者亦言：“郡志载四百余人，录入名贤文集、诗篇传述者指不胜屈，郡邑给额旌门，几于比屋可封。”细究起来，可能谁也说不出一个具体的数字。这种现象十分奇特，很值得研究。关于徽州节烈妇女问题，前人已有不少成果，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徽州节妇出现的原因、类型及行为方式、守节依靠、宗教信仰、宗族控制、社会公益活动等，深化了我们对徽州节妇的认识。但这一问题仍有探讨的空间。我们看到，在徽州有的妇女以身殉夫，有的妇女却并未身殉，为什么她们都被称为节妇？换句话说，殉夫就是守“经”，守封建道德之“经”，不殉，就是用“权”，即“权变”。那么，丧夫之妇在什么情况下守“经”？在什么情况下用“权”？徽州地方知识精英又是如何看待妇女“守经”与“权变”的？他们的思想对妇女的命运影响如何？本文拟从这个角度并以《新安女行录》和《新安女史征》两书为例，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新安女行录》现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二十卷，四册，似属孤本，为歙县程云鹏所编撰。程云鹏，字华仲，号兮斋、凤雏，别号香梦书生、章堂先生，歙县岩镇人，生活在清康熙、雍正年间。由于先辈在湖北经商，程云鹏寄籍江夏县，长大后攻举子业，但科场不顺，最后仅为湖广武昌府江夏县岁贡生候补训导，乃以授徒为业，兼以行医。一生著作很多，多已散佚。他曾在歙县老家守先人庐墓期间，自忖“穷谷病叟，身享太平，思报国恩，独惟文章”，于是编纂了《新安女行录》。“是集尽载诸淑德，其文或传或赞，或志、铭、诔、状、墓、表、堂记、寿叙、祭章及杂作小纪，有一端可表见，皆为撰录。”“是书备国史采用，故只列家讳，不叙亲族，以示大公。唯称孺人，以从乡俗。”为了确保所录人物事迹的真实性，“或有传闻，或由请托，必袖米徒步履其境地而核实以书，否则宁阙而不录”。可知其著书态度是很严谨的。此书共收入文章127 篇，记录了徽州一府六县 350 多位妇女的事迹。雍正八年（1730）程云鹏逝世，《新安女行录》已完稿，但未付梓，直到二十年后的乾隆十五年（1750），其外孙吴宽为之作跋并付梓传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