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朝破邪集》的文献及思想史意义

王喜亮

摘要：《圣朝破邪集》是晚明的一部反天主教文集，这部文集包括了涉及南京教案及福建教案的一些史料，以及儒家士子与佛教僧徒对晚明天主教的批驳。《圣朝破邪集》既从侧面反映了晚明天主教在华的情况，又可视为中西文化正面交锋的典型文献。分析此文本不仅有助于理解晚明天主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的冲突，亦可通过它重新审视儒佛耶三教于晚明的关系，以及晚明至近代思想史的发展脉络。

关键词：《圣朝破邪集》；天主教；思想史

一 《圣朝破邪集》文本的形成及来源

《圣朝破邪集》也可简称为《破邪集》，是晚明时期的一本反天主教文集。明朝刻本国内不存，今天见到的《破邪集》文本，都是日本安政乙卯年（1855）的翻刻本。《破邪集》的成书与刊刻约在1639年，其中所录文章最早为万历四十三年（1615）释祩宏的《天说》，最晚为崇祯十二年（1639）徐昌治的《辟邪题词》。明确署有日期的文章，除“南京教案”（1616）所涉公文之外，基本都在1635～1639年之间。部分文章虽未署日期，应都不晚于1639年。

《破邪集》的成书较为复杂。它的结集由黄贞发起，而黄贞本人为一介布衣，并无功名，除了知道他号“天香”，福建漳州人以外，具体生平已难考。黄贞发起“破邪”的原因，除了其在自叙中所陈，并没有更多的信息。据其自称，“破邪”的缘起主要是为了捍卫尧舜周孔之道免遭天主教的玷污与扭曲。《破邪集》虽由黄贞发起结集，却并非由黄贞完成。据徐昌治《辟邪题词》所叙：“偶于中秋，偕费隐禅师，连舟诣禾（按：即嘉兴），见其案前所列辟邪诸书，若痛斥天主教之以似乱真，贬佛毁道……费师又虑巧伪易滋，除蔓匪细。不合诸刻揭诸涂，使人人警省，在在耸惕，焉能户为说而家为喻。因以数帙授昌治，编其节次，胪其条款，列其名目……于中删繁就简，去肉存髓。”由此可知，今本《破邪集》的成书至少经过黄贞、费隐、徐昌治三人之手，徐昌治是今本《破邪集》的最终编订者。黄贞初步编订的《破邪集》辗转流传至费隐处，而费隐与徐昌治的交往应当是《破邪集》最终得以编订问世的主要机缘。

至于黄贞编订的《破邪集》与徐昌治最终编订的《破邪集》，二者在内容上必定存在一些出入。前者是较为原始的版本，而后者在前者的基础上有所增删。因无其他版本可供校勘，我们无法确定黄贞和徐昌治各自编订的《破邪集》之间的具体差异。据日本翻刻者在前言中交代，翻刻本“通篇从原本，不增损一字”，则我们现今能见到的唯一翻刻本，便可视为徐昌治最终编订问世的版本。黄贞本人编订的《破邪集》原貌如何，尚有待新的发现与考证。今本《破邪集》是徐昌治在黄贞最初编订的《破邪集》基础上再次增删后形成的。今本《破邪集》中有四篇文章也收录于《辟邪集》，分别为李玉庭《诛邪显据录》（卷六）、刘文龙《统正序》（卷八）、释通容《原道辟邪说》（卷八）、释如纯《天学初辟》（卷八）。《原道辟邪说》在《破邪集》成书前已单独行世，而刘文龙的《统正序》正是《原道辟邪说》的序言。由此可知，《辟邪集》是徐昌治编订《破邪集》的原始材料之一，而徐昌治从中进行了选择和删改，其中，如邹维琏的《辟邪管见录》在邹维琏本人的文集《达观楼集》中篇名为《管见辟邪录》，其内容在删改了反佛言论后仅剩一半。

《破邪集》在当时并未如期产生巨大反响，加之时局的变换反令该书湮没不闻。清代编修的《四库全书》没有收录《破邪集》这部晚明文献，也不见该书的存目。但在《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浙江通志·卷二百四十六》中“杂家”条目下，有《破邪集》卷四许大受作的《圣朝佐辟》的存目：“《圣朝佐辟》一卷，德清许大受廓如着，辟西学。”另在《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杂说之属·春明梦余录·卷六十六》中“寺庙”条目下，附录了蒋德璟所作《〈破邪集〉序》全文，此序与今本中蒋德璟的《〈破邪集〉序》几乎完全一致，仅有三处微小出入：（1）今本《〈破邪集〉序》中的“……颇胜于火居诸道流”，《春明梦余录》中“道流”作“衲子”；（2）“……当更有大主，公知之乎？予笑谓大主则上帝也”，《春明梦余录》中此两处“大主”均作“天主”；（3）《春明梦余录》所收《〈破邪集〉序》没有署名“崇祯戊寅岁孟秋晋江八公蒋德璟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