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前言

第一节

中国古代海洋文明的进程

文化、文明是特定的民族或族群在各自特有的生存环境中、在适应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形成的特有性格，不同的自然环境在相关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孕育出各具特征的文化，因而文化是多元的。中国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多元性。中华民族所在的东亚大陆，四周环绕有高山、沙漠、草原、大海、雨林，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使中国长期与其他文明区相对隔绝。中心地带的中原和长江中下游是暖温带、亚热带平原地区，黄河和长江流域形成了以灌溉农耕为主的农业文明。与此同时，东南地区面向广阔的太平洋，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有段有肩石器、印纹硬陶、土墩墓等遗存，代表了海洋文明初期以鱼贝类为主要食物来源的海洋聚落文化，而这些海洋聚落曾发展成地域性组织——方国。因此，人们认为早期海洋文明时代，是以东夷、百越族群建立的“海洋国家”（方国、王国）为海洋行为主体的时代。其创造的以“珠贝、舟楫、文身”等为特征的东南海洋文化区别于以“金玉、车马、衣冠”为特征的大陆农耕文化。“善舟”、好“水事”的东南百越土著民族正是我国古代原始海洋文化的践行者，中国海洋文明的形成正是原始海洋文化不断累积的结果。

秦汉时期，东南沿海地带仍有由百越族群建立的东瓯国、闽越国、南越国等政权，它们与北方政权共存。这些族群向海而生，形成了善战、好商的海商族群性格。汉武帝平南越（公元前111年）后，汉人南下，百越民族被纳入中原汉族统治体系。汉唐以后，“汉人”不断南迁，逐渐与东南土著融合，共同构成了汉唐以后南方的“汉人”，并由他们将这种海洋文化进一步发展起来。汉武帝平南越也被认为是王朝主导的传统海洋时代的开始，这一时代一直延续至郑和下西洋结束。这一阶段也正是中国传统海洋文明不断发展并逐步达到鼎盛的过程。

据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中国与南海的交往在先秦时期即已开始。越人善舟楫和水事，在香港、广东沿海等地发现的与越人航海有关的岩刻画（见图1-1），是当时越人善于航海的明证。据《淮南子·人间训》记载，秦始皇派大军进攻岭南的动机之一就是“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

图1-1 东南沿海地区存有的与越人航海有关的岩刻画

注：（1）为珠海宝镜湾岩画，（2）～（3）为香港东龙岛、大浪湾石刻。

资料来源：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编《南海丝绸之路文物图集》，广东科技出版社，1991，第12～13页。

至秦汉时期，海外贸易进一步发展起来。当时著名的港口包括番禺（广州）、徐闻、合浦等。汉武帝在平南越之后，即派遣黄门使者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出发，沿着民间贸易开发的海上航线，出使东南亚和南亚诸国，最远达到印度东南海岸和斯里兰卡等地，贩去黄金与丝织物，贩回琥珀、玛瑙、水晶、玻璃与香料等。《汉书·地理志》对汉使出使南亚的这条航线有清楚的记载，它是中国最早的、完整的航海文献。这条航线也为考古发现的西方舶来品资料所证实。两广地区的汉墓中出土了大量的海外舶来品，如香料、银盒、玻璃器皿、串珠、象牙及象牙制品等，它们是中西航线开辟的有力证明。与此同时，两广地区的汉墓中还出土了数百件铜熏炉、陶熏炉，以及外国人造型的陶俑灯座和陶俑等（见图1-2），它们均体现了当时海外贸易的情况，是当时东西方各国商民交往的物证。秦汉之际，岭南地区已有较发达的造船业。1974年、1994年和1997年，中国考古工作者在广州市区发现和发掘了可能为秦汉之际的造船厂遗址，该造船厂在当时主要生产适于内河或沿海岸线航行的平底船。广东汉墓里出土了十几件陶船和木船的模型，特别是德庆县东汉墓出土了一件海舶模型。

图1-2 两广地区汉墓中出土的中外交流的物证

资料来源：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编《南海丝绸之路文物图集》，广东科技出版社，1991，第24～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