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14-17日，由中国社会史学会主办，武汉大学、三峡大学承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社会史研究中心等单位协办的第十六届中国社会史学会年会暨“中国历史上的国计民生”学术研讨会在湖北宜昌召开。本书即为会议论文选集。会议围绕“国计民生”的主题，对近代中国的社会经济、社会秩序与社会治理、社会生活与日常生活、社会群体、医疗卫生与集体化时代的社会等问题展开讨论。会议论文运用新发掘的档案、碑刻、族谱、契约文书等丰富的地方文献资料，借鉴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展示了中国社会史学界在理论探索与实证研究上的最新成果。

第一编

理论探讨与学科建设

开放与多元：新世纪中国社会史理论探讨与学科建设

常建华

改革开放以来，新时期的中国社会史理论探讨与学科建设的演变至今已经三十多年。其间，我发表了两篇讨论1986—2006年学术史研究状况的文章，兹作续篇就其2007年以来的进展加以论述，挂一漏万之处，敬请学者同仁补充指正。

通常认为，所谓社会史，就是研究特定时期或整个历史时期特定地区的人与人之间、人与群体之间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和行为模式，研究上述关系的演进及其所存续的外在环境的交换状态，进而揭示社会发展的内在轨迹。社会史既是专史，又是总体史。就中国古代社会史而言，人际关系、群际关系以及人与群之间的关系是其研究的三个基点，而且三个基点的展开都是遵循从下而上和自内而外两个视角进行的。古代社会史研究视野中的人与群体，首先是作为自然人而非政治人的人，是社会中的人而非制度与政权中的人，其次才是被追加了种种身份与地位的人。社会史的研究以民间群体与民间自然人为起点，有自己明晰的区界与内涵，以及自己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特色。

十年来的中国社会史研究日益呈现开放与多元的趋势。其中，历史人类学与区域社会史结伴相行，并植根于深厚的社会经济史，特色突出；社会生活史的研究也悄然变化，向日常生活史转变，并呈现社会文化史的特色；社会史面对生活，处理的主要是民间文献，社会史在文献处理、史料价值观上，变化也是明显的。民间文献、日常生活、历史人类学交叉渗透，这三个层面的理论与实践，推动着社会史学科的建设。

一 历史人类学与区域社会史

由华南研究发展起来的历史人类学，被视为已经形成学术共同体，并有刊物组织相关学者就此举行笔谈。这一学术流派的基本特征是强调从区域人群活动与相互关系中把握社会，重视在田野调查中解读民间文献。他们的学术追求，或许可以用科大卫所著《明清社会和礼仪》（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来表达：通过个案研究，对于统一的中国社会进行详细的论证，重建地方社会如何获取及认同自身特性的历史，以及地方社会如何接受并整合到一个大一统的文化的历史，展现中国社会的独特性和复杂性。科先生主持的“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研究”项目，吸收了香港与内地众多从事田野工作的学者。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组织的“历史·田野丛书”自2006年以来推出十余种，彰显了自己的研究特色，也举办了不少学术研讨会。对如何理解一个区域，刘志伟以南岭为例谈了自己的想法，“从这样一种由跨区域的边界和人的流动去建立地区空间概念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取向出发，南岭就自然可以成为一个作为研究单位的区域”。

如何理解历史人类学的主张与工作，华南研究学者以及了解他们工作的学者发表了一些文章。历史学者与人类学者的对话有助于互相借鉴。黄国信、温春来、吴滔较早针对学术界对于历史人类学的不同认识，强调历史人类学的区域观念以及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式，对近代区域社会史研究具有相当意义。“对于近代区域社会史学界，既强调时间与过程，也重视空间与结构，既讲究史料的分析考辨与校释，也注重‘参与体验’，从田野中直接获得研究材料，以及历史现场感，并强调分析各阶层、团体的不同历史表达的历史人类学，或许具有特别的意义。强调区域的历史建构过程，意味着研究者不能过分拘泥于僵化的时间或地理界限，而应以人为中心，以问题为中心，并超越所谓‘国家—地方’、‘普遍性知识—地方性知识’、‘大传统—小传统’之类的二元对立，在中国这样一个维持了数千年大一统体制的国家，这类界限其实是相当模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