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哲学》编辑委员会

顾问 张世英 梁志学 杨祖陶 王树人

主编 邓晓芒 戴茂堂

副主编 舒红跃

编委 邓安庆 王俊 孙周兴 孙晓玲 甘绍平

江怡 江畅 何卫平 刘杰 朱葆伟

陈家琪 陈嘉映 陈嘉明 张庆熊 张廷国

张祥龙 张志扬 张志伟 张慎 李秋零

李理 尚新建 尚杰 赵敦华 赵林

庞学铨 钱捷 黄裕生 韩水法 郭大为

顾肃 倪梁康 韩震 强以华 谢地坤

舒远招 靳希平 彭富春 曾晓平 储昭华

外籍编委 Hans Feger（柏林自由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Heiner F. Klemme（美因茨大学教授）

Juergen Stolzenberg（马丁路德大学哲学系教授）

Ludwig Siep（明斯特大学教授）

李文潮（柏林科学院教授）

Manfred Baum（乌泊塔尔大学教授）

Volker Gerhardt（柏林洪堡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Walter Jaeschke（波鸿大学教授）

卷首语

前不久，我去北京参加商务印书馆创办120周年纪念大会，遇到清华大学的好友王路，他非常严肃地拉着我说，和你说个事，你别生气。我说什么事。他于是讲了一大通，意思是不赞成我采用“句读”这种方式做西方哲学的研究：拿着人家的文本，在课堂上随意一讲，一录音，然后让学生整理一下，就出书，这也太轻松、太取巧了；真正严格的学术研究，必须参考大量的二、三手资料，看看别人是怎么说的，每一说法都要考查出处，引证充分，这才能够服人。我非常佩服他的直言不讳，也很清楚他的意见有他的道理，从他的眼光看来，我这简直就不算学问。不过我不知道他将如何评价像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或者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这样的作品，这些脍炙人口的名著中除了引证评论对象的原文或译本外，也几乎没有任何二、三手资料的考证。我当时的回答则有三点：第一，我既不认为我对康德、黑格尔的经典作品的“句读”就是做学问的唯一方式，而且也不认为是本身自足的充分的方式，一个真正对康德、黑格尔哲学有研究兴趣的人，当然不能满足于仅仅看我的解读就以为全盘把握了对象，还需要辅之以其他类型的作品；第二，我的“句读”是目前中国学者特别是年轻学子们进入西方哲学经典的一件更为基础性的工作，因为这种方式首先关注的是面对经典文本如何能够读懂作者的意思，而不是关注别的专家学者们对文本发表过哪些见解，后面这种方式是国内长期对待西方哲学经典的流行做法，它的局限性在于使我们许多研究西方哲学的学者成了西方学者的留声机和传声筒，他们的书和文章中只有知识，而缺少自己的思想；第三，中国历来有所谓“汉学”和“宋学”、考据之学和义理之学的划分，其实这两方面都是不可缺少的，不能完全用一方面的标准去要求另一方面，也不能因另一方面不符合这方面的要求而否定其意义。我自己从来不否定严格的辞章考据在今天研究西方哲学时的必要性，并且在我的“句读”中也参考过其他一些学者的具有重要意义的观点，对每个词的来龙去脉（及其译法）也进行了大量的考证，尤其是对一些观点在哲学史和思想史上的历史渊源做了系统的追溯和梳理。但这一切都是为了读者能够对原作者在书中所要表达的意思有更为透彻的理解，以便进入作者思想的内部。国内学者目前做考据之学的比较多，因为这条路更容易做得像“学问”，编辑先生一看，文章满篇都是密密麻麻的引证，尤其是外文引证，首先就高看一头了；但做义理之学的很少，因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思想淡出，学术凸显”，在那以前的“思想”，要么是意识形态批判，要么是大而化之的空谈，都带来了国内学者们的逆反心理。但我以为，这种逆反心理过了头，也会成为中国学术发展的严重障碍。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让学术成为思想的风骨》，就是主张将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当然这样做颇为不易，绝不是把录音整理一下就出书那么简单，如果不信，谁都可以来试试。

近年来，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似乎又迎来了一个高潮，反观国内，也是对西方现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有比较多的成果。本期收入了四篇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尝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开拓。我历来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德国哲学乃至西方哲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构成部分，非常值得国内学者加以认真对待和深入研究。由于这门学问在中国当代思想中极高的普及率，它甚至可以视为我们观照西方近现代哲学的一个有利的窗口。至于由此延伸到当代现象学、存在哲学、解释学、哲学人类学、生命哲学的广阔天地去进行创造性的阐发，则是我长期以来一个致思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