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社会质量研究概述

第一节

研究社会质量理论的现实意义

一 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发展质量问题

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中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经济领域实现了跳跃式的发展，“中国模式”所取得的成绩，得到了全国人民的认可和全世界的重视。改革开放以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主要目标的发展理念的指导下，人均GDP得到了快速增长，从1978年人均GDP不足200美元到2000年人均GDP超过800美元，用20多年时间人均GDP增加了600多美元；从2000年人均GDP 800多美元增加到2015年人均GDP 8000多美元，仅用15年时间人均GDP就增加了7000多美元（李培林，2015a）。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随着中国在经济建设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各种社会问题也逐渐显露出来。一方面，经济的快速发展大幅度提升了公众的物质生活水平，但是另一方面，出现了公众对社会评价和满意水平不断下降的现象。就我国的国情社情来看，社会信任危机、道德水平下降、信仰缺位等问题，成了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影响了社会整体发展质量的提高。并且，一些社会矛盾、社会冲突成了制约国家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因此，一个重要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什么是有质量的“发展”。如果仅仅以经济发达程度和物质水平来测量发展，那么从2003年起，我国人均收入就已经超过了1000美元，经济总量达到了1.3万亿美元。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当前我国的经济水平已经能够满足社会成员的基本温饱需求。然而，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各种社会问题也逐渐显露出来，社会问题和矛盾日益多元化和复杂化，社会并没有因为物质条件的改善而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因此，单纯以经济水平来评价发展水平，就有可能错误评估社会的潜在风险，低估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发生的可能性。正如有学者提出的，经济进入高速发展阶段之后，发展中国家可能面临的是进入充斥着各种社会风险的“中等收入陷阱”的社会发展阶段。

换言之，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如果与之相伴的各种社会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就可能会导致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积累。同时，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社会结构也会呈现多元化的特征，从而使得引发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因素逐渐增加。而在新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如果没有相应的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型和提升，就必然会使一些新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不能得到及时解决。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转型，社会结构也变得越来越复杂，从而导致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呈现多元化特征。正如有学者指出，我国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从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向集约型经济发展模式、从出口导向型向内需拉动型社会的转型阶段。与此同时，我国的社会组织结构、社会行为规范、社会价值体系都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当前社会的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和社会矛盾的复杂化使得原有的以政府为主导的社会管理方式不能适应新的现实要求。因此，治理创新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所以，要形成更加灵敏快速的社会政策反应机制，就要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就要加强社会利益关系的协调（李培林，2011a）。

还有学者指出，“中国模式”在过去是指引中国走出贫困、提速经济的重要路径，但是，随着世界格局和我国具体国情的变化，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也呈现了新的阶段性特征。因此必须对以往的发展模式进行讨论和反思（李培林，2011b；梁波、王海英，2010；周晓虹，2010；郑杭生，2010；江治强，2011）。面对国内国际环境发生的变化，有学者分析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问题。例如，宋林飞（2011）认为，我国现在处于工业化的中期后阶段，迫切需要向集约型增长模式转变；在这一阶段，需要提高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协调统筹城市化、信息化建设和生态现代化之间的矛盾，运用科学决策方法，协调各方利益，正确处理社会发展中产生的各种矛盾。王宁（2010）对中国过去三十年的“低成本”发展模式进行了批判性反思。在他看来，中国的“低成本”模式具体体现为低劳动力成本、低社会福利成本、低产品质量与安全保证成本、低环境污染成本。而这种所谓的“低成本”仅仅是就企业或政府来说的，其直接后果是整个社会为此付出了“高代价”。因此，这种“低成本发展”不能理解为“高效益发展”。虽然低成本发展模式能够在一时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但是，从中长期来看，这种模式必然会造成大量的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并陷入发展困境。所以，要实现中国产业升级和社会转型，政府和企业就必须超越低成本发展模式，实行协同式发展战略。诸多研究在本质上都指向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看待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的问题。虽然我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在发展的同时也留下来了大量社会问题和矛盾。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造成了环境污染问题和资源枯竭问题；而以出口为导向的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结构造成了社会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地区发展不协调问题和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同时，收入增长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变化。不断增加的中产阶层在满足了经济需求后，更多地在社会领域、精神领域、文化领域、政治领域提出了需求和主张，从而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和矛盾。纵观西方国家历史，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规模社会运动，正是公众在物质生活条件得到满足后，对自由平等等政治权利方面的要求而引发的社会动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