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辑

本 期 文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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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舆论学研究》第二辑编委会

■ 卷首语

■ 舆论学前沿

■ 舆论理论研究

■ 舆论史研究

■ 舆情观察

■ 舆情报告

■ 媒介舆论研究

■ 海外舆情与国家形象

《舆论学研究》第二辑编委会

编委 童兵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资深特聘教授）

喻国明 （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执行院长、教授）

陈力丹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责任教授）

谢耘耕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副院长、特聘教授）

蒋晓丽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

张志安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教授）

沈阳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陈虹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

林爱珺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董盟君 （人民网副总编辑、舆情监测室副主任、人民在线总经理）

主编 谢耘耕 陈虹

副主编 秦静 刘锐

卷首语

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和人类精神活动，舆论现象自古就广受重视。舆论学是以舆论为研究对象，研究其产生、发展及其应用规律的新兴学科。这是舆论学之所以成为独立的学科而又有别于其他学科的依据之所在。舆论的内容极为丰富复杂，这就决定了舆论学研究内容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西方舆论学研究开端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舆论学起初被包含在对政体进行分类研究的政治学中，20世纪20年代开始，逐渐被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进行研究，并有李普曼的《舆论学》等专著问世。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舆论学发展成为一门比较成熟的科学，逐渐建立起一套成熟的研究范式和操作标准，并且渗透到政治学、社会学、新闻学、传播学、社会心理学等领域，成为一门综合性的交叉学科。

中国舆论学研究起步较晚，20世纪80年代末才有舆论学相关学术专著问世，理论研究也只有短短30余年。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媒介技术的迅猛发展，舆论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成为监督、管理和调节政治、经济、道德、文化以及其他社会生活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舆论研究逐渐受到政府、社会、公众、学界重视。我国舆论学取得了较为长足的发展，形成了若干热点研究领域，涌现出一批核心著者和研究机构，一些院校还开设了舆论学专业。但总体来说，我国舆论学在学科意义上还未独立成熟，相关研究大多散见于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公共管理学、计算机科学、图书情报学等领域，在既有研究中着重探讨舆论学自身发展问题的研究所占比重相当有限。深入而系统地开展舆论学研究，创新舆论学理论框架，完善舆论学研究方法，建设并发展系统、完整、成熟的舆论学学科体系，成为当前舆论学理论研究者和实务研究者面临的紧迫任务。

面对当前中国社会发展和舆论学研究发展需要的历史契机，2016年3月25日至27日，在中国新闻史学会舆论学研究委员会主办，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承办的第二届中国舆论学论坛上，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暨南大学等高校的60多所新闻传播学院的专家学者以及人民网等业界媒体机构舆情研究专家围绕“建设科学的中国当代舆论学”这一主题展开探讨，构想中国当代舆论学学科体系的科学化建设。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媒体与设计学院副院长、舆论学研究委员会会长谢耘耕从理论体系、方法体系、培养体系、应用体系等方面提出中国舆论学科体系建设的初步构想，获得众多与会代表的共鸣和思考。

第一，加强舆论学理论框架的创新。由于社会和历史的种种原因，我国舆论学研究起步较晚，理论框架还不够成熟有效，例如西方舆论学提出了“沉默的螺旋”、“瀑布模式”和“蒸腾模式”、“个别取向模式”和“成对取向模式”等著名的研究模式，而国内的舆论学研究模式大多集中在舆论生成的探讨，并且往往只限于提出设想，未能进行深入阐发。因此，未来我国舆论学研究应该在厘清舆论学本体问题的研究基础上，积极借鉴吸收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精华，大胆构建原创性理论创新模型，持续加强理论框架的创新，为科学阐释舆论现象有效信息、舆论监管提供依据、指引。